苏轼高见绝尘“野性”之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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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苏轼高风绝尘“野性”之形成冯静人的性格具有丰富性、复杂性和多样性，但更应具有独特性，而独特个性的形成受诸多因素的影响。所以，有人说苏轼在坎坷的人生道路上，表现出有时积极进取，有时默然消隐，是受某些学派和学说所主宰，个人觉得有失偏颇。苏轼当然受到儒释道各家学说的影响，但所有“选择”还是出于他自己，整个来说还是他自己是当时的“这一个”，即我这里所谓的具有“高风绝尘”野性的“这一个”。“高风绝尘”是苏轼在熙宁，元丰年间所提出的一个命题。首先，它是一条审美理想标准和艺术评价标准，但是，这一标准在通向作者的为人和品德的时候，实际上已成为一种高尚的精神状态和苏轼独特的个性了。“高风绝尘

2、”简单说来，就是高风亮节和超越世俗的韵致。高风亮节，指方正亮直，挺然不群的为人处世态度，即苏轼诗中所谓的“挺然直节庇峨岷，谋道以来不计身”[1]。因此，苏轼的“忠规谠论，挺挺大节”，“遇事敢言”，“刚正嫉恶”，“独于谋身，锐于报国”，“为官一任，惠民一方”以及倾慕大自然的洁净，无私等品格都应归属于“高风”的范围之内。“绝尘”，是指摆脱世俗尘土的束缚和批判追逐私欲的恶习，即苏轼诗中所谓的“尘世劳方病，局促我何堪。尽解林泉好，多为富贵酣。试看飞鸟乐，高遁此心甘”。[2]以及所谓“高情遗万物，不与世俗论”[3]等。因此，举凡苏轼诗中批判世俗尘土的诗歌也都应归属于“绝尘”的范围。苏

3、轼的人生理想并非仅仅作为一种意念存在于他的思想之中的。相反，苏轼在其千辛万苦仕途坎坷、迭遭厄运的人生实践中，在其持续不断、渐趋成熟的创作历程中总是竭力去实现这一人生理想。因而，追溯苏轼一生及其创作历程，这一性格的光辉无处不在。自苏东坡任职凤翔开始从政以来，他就抱着“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4]的理想和自信，满想有所作为，然而现实却每每令他失望。但是，从政数十年，他始终坚持一种正视现实的态度，对宋朝廷数十年以来，取之无术，用之无度，因此民日困，官日贫的现状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他自谓“臣而不言，谁当言者？”[5]在京师为官，敢于对北宋积贫积弱的政局进行揭露与

4、抨击，主张“涤荡振刷而卓然有所立”；在地方做官，则做了许多“便民”、“利民”的兴利除弊之好事，这些都是苏轼人生理想中“高风绝尘”的具体表现。苏轼“高风绝尘”的人生理想就其实质上讲，是诗人对痛苦人生超越基础上所产生的高蹈情怀，是苏轼人生探索和人格自我完善的结果，苏轼的“高风绝尘”显然是来自魏晋人性自觉时代的传统叛逆精神；但更重要的是，苏轼又是一个在世路崎岖，儒道佛思想交汇碰撞中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体会，改造思维模式，敢于表露自己的思想品性的人。因此，苏轼是在多角度、多方位的思想批判继承中，逐渐形成了他的“自我新体系”，从而造就了他自我文化的新个性。所以苏轼的“高风绝尘”是崭新的

5、、独特的，具有特殊意义的历史社会现象。也正因如此，“高风绝尘”才使得他具有了不朽的魅力和永久的生命力。下面，我们就试着对苏轼的这一性格形成的原因作一个具体的探索。首先，我认为这是苏轼所生活的历史时代的社会条件所决定的。苏轼生活的时代是士子“补天”意识浓厚，期望有所作为而又不能得心应手的时代。按苏轼的说法就是一个“有治平之名而无治平之实”[6]的时代。所谓“有治平之名”是说当时的形势表面上还是太平的。宋王朝结束了五代以来的分裂割据局面，中国重新统一，经过近百年的经营，政局稳定，经济、文化、科学都较繁荣。所谓“无治平之实”，是说在表面承平的背后，隐藏着深刻的社会危机，国内阶级矛

6、盾和民族矛盾都非常尖锐。北宋统治者虽然对广大人民进行了残酷的掠夺，但由于宫廷“燕乐逾节,赐予无度”，“冗官耗于上，冗兵耗于下”，所以财政拮据，入不敷出。人民不堪重负，农民起义此起彼伏。苏轼生活在两次大的农民起义之间：在他生前四十多年，他的家乡四川爆发了王小波、李顺起义；在他死后不到二十年，中国南北又几乎同时爆发了宋江起义和方腊起义。苏轼生活的年代虽然没有爆发过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但是小的农民起义仍不断爆发，苏轼在各地作官时，就曾追捕、镇压多起“谋反妖贼”。这一切说明当时的阶级矛盾非常尖锐。宋朝的民族矛盾也很尖锐，宋太祖对契丹和西夏的侵扰只搞消极防御。宋太宗则订立了渔渊之盟，每

7、年向契丹进献大量的财物。这些巨大费用既未换得边境的安宁，又进一步加深了人民的负担，加深了宋朝的财政危机，加剧了阶级矛盾。一句话，到了宋代，“积贫积弱”总态势已经成定局，整个封建王朝已经走上无可挽回的衰落滑坡的历史时期。面对这种形势，统治阶级中一些有识之士，都有一种惶惶不可终日的危机感，他们多方探究其原因，纷纷提出了改革朝政的各种建议、措施和方案，然多是就事论事，失于肤浅。很少有人从宋朝立国治国的基本政策上寻找症结。苏轼则一下抓住了关键所在，又勇于直言，把问题揭露得淋漓尽致。他认为宋朝统治者“用儒术而未纯”，更明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