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学与科举文学的关联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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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科举学与科举文学的关联互动刘海峰作者为中国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历史学博士。Email:liuhf@xmu.edu.cn摘要文学才能向来是科举取士的一个主要衡量标准，科举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影响主要方面是积极的。科举时代的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读书至上的诗书社会，是一个朝野尚文、大多数读书人皆能吟诗作文的文学社会。科举考试的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和文章辞章，科举兼具经学考试与文学考试性质。科举与诗文创作关系较密切，而与长篇小说关系较弱。科举学与文学两者关联互动，由科举学进入文学主要是新科举观的视角变化，带来新气象、产生新成果，而由文学进入科举学，则是从文学领域为科举学开拓一个广阔的

2、学术空间，使科举学更为繁荣。科举学是近年来日趋活跃的一门专学，科举文学是逐渐受到重视的一个研究专题，两者关系密切。笔者曾发表《科举文学与“科举学”》一文，阐释了科举文学的概念，分析了科举文学的主要内容，以及从科举文学走向科举学等问题。刘海峰：《科举文学与“科举学”》，《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9年第2期。本文将在前文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述科举的文学考试性质，梳理唐宋科场中经术与文学之争的脉络，探讨科举评价与科举文学史的重写、科举文学研究与科举学的互动关系等问题。一、科举的文学考试性质从考试内容和文体来看，科举具有文学考试性质。文学科举产生了科举文学，科场中产生的试帖

3、诗与律赋、策论、八股文本身便有一定的文学性，而且以文取士与唐诗的兴盛、与唐宋古文运动、与元代戏曲、古代文论等都有密切的关系。由于科举渗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明清两代大部分小说或多或少与科举相关，或者至少找得到科举的痕迹。取士应该以经学为重还是以文学为主，曾经有过曲折反复和激烈争论。在实行科举制的一千三百年中，从唐代至元代科场中存在错综复杂的经术与文学之争。经术指中国传统的经学儒术，即统治者一向用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经典学说；文学指注重形象思维的文章辞赋，即讲究赋、比、兴，祖述风、雅、颂的诗歌文采，以及追求词藻华丽的写作章法等。文学才能向来是科举取士的一个主要

4、衡量标准。初唐史臣对文学的功用已有精炼的概括。魏征、长孔无忌等在《隋书》卷七六《文学传序》中说：“10然则文之为用，其大矣哉！上所以敷德教于下，下所以达情志于上，大则经纬天地，作训垂范，次则风谣歌颂，匡主和民。或离谗放逐之臣，涂穷后门之士，道轭轲而未遇，志郁抑而不申，愤激委约之中，飞文魏阙之下，奋迅泥潭，自致青云，振沈溺于一朝，流风声于千载，往往而有。是以凡百君子，莫不用心焉。”姚思廉在《梁书·文学传序》中也说：“经礼乐而纬国家，通古今而述美恶，非文莫可也。”唐代是一个崇尚文学的时代，大唐帝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相对其它朝代而言，唐代的科举取士特别是进士科较重文学诗赋。自调露

5、二年（680年）刘思立建议进士加试杂文以后，“文擅清奇，则登甲科，藻思小减，则为不第。”《通典》卷一七《选举》五《杂议论》中薛谦光疏。唐玄宗在位的盛唐时期，是最重视以文学取士的时期之一，进士科被称之为“词科”，进士出身者在唐代政治中的影响也迅速增大。随着诗赋在进士科考试中成为主要内容和录取标准，甚至以诗“赎帖”取代经学考试内容，进士科的文学考试性质日益明显。“国家代天下以文明，奖多士以文章，”“国家以文德应天，以文教牧人，以文行选士，以文学取士：二百余载，焕乎文章”《白居易集》卷六五《策林》六八《议文章》。；“今则仕由文学，著官至清显，”“当今由文学求用”《刘蜕集》卷四《

6、献南海崔尚书书》、卷五《与韦员外书》。。这类说法在唐人文集中经常可以看到。“晋人尚旷好醉，唐人尚文好狎。”张端义《贵耳集》卷下。崇尚文学、以能文为贵的社会风气在唐代颇为浓厚，唐代文学繁荣昌盛，诗歌尤为普及、优美，因而唐代被后人称为文学的时代。中唐时独孤及说：“唐兴百三十余年，天下一家，朝廷尚文。”《毗陵集》卷一三《赵郡李公中集序》。由于朝廷尚文，并以文取士，因此朝野上下皆贵重文学，以不能文为耻。随着进士科的文学性质愈来愈明显，与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的距离也愈来愈大。因此，在许多中唐士大夫看来，进士科乃离经叛道。于是出现了激烈的经术与文学之争。刘海峰：《唐代教育与选举制度综论

7、》，台北：文津出版社，1991年，173~202页。这种争论在唐后期到北宋中叶之间延续，并往往与科举取士中的子弟寒士之争、区域公平之争等交织在一起。宋代的经术与诗赋之争愈演愈烈，进入了针锋相对的冲突阶段，许多著名人士都卷了进去。大体划分，北宋中叶的两派争论中，范仲淹、司马光、王安石等属于经术派，欧阳修、苏轼等属于文学派。他们在主持科举考试时，或侧重文学辞赋，或侧重儒家经典。到后来，为平息长期以来的经术与文学之争，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十一月，“三省奏立经义、词赋两科。”《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九二。此为倡导进士分立经义与诗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