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对史学认识论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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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梁启超对史学认识论研究论文梁启超对史学认识论研究论文梁启超对史学认识论研究论文梁启超对史学认识论研究论文梁启超对史学认识论研究论文　　近年来，不少学者对史学认识论研究发生了浓厚的兴趣，须知这个课题在我国最早予以科学、系统地探讨的是梁启超先生，其筚路蓝缕的足迹，其敏锐的思想锋芒，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富有价值的东西。　　一　　梁启超在他本世纪初发表的著名文章《新史学》中，就明确阐述了史学认识论的基本概念及其结构关系：　　“凡学问必有客观主观二界。客观者，谓所研究之事物也。主观者，谓能研究此事物之心灵也。和合二观，然后学问出焉。史学之客体，则过去、现

2、在之事实是也。其主体，则作史、读史者心识中所怀之哲理是也。有客观而无主观，则其史有魄无魂，谓之非史焉可也。”在他后来的著作《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中，史学认识论更成为探讨的核心问题。他注意到历史客体的特点，作为主体的研究对象，历史是人类“往而不返”的过去，任何活的事件都已永远不可能再现，“史学所以至今未能完成一科学者，盖其得资料之道视他学为独难。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史料者何？过去人类思想行事所留之痕迹，有证据传留至今日者也。思想行事留痕者本已不多，所留之痕又未必皆有史料的价值。有价值而留痕者，其丧失之也又极

3、易。因必有证据，然后史料之资格备。证据一失，则史料即随而湮沈。”历史证据的消失途径甚多，或人为隐匿、篡改、蹂躏，或自然淹没、破损、散亡，使“往古来今之史料，殆如江浪淘沙，滔滔代逝。盖幸存至今者，殆不逮吾侪所需求之百一也。其幸而存者，又散在各种遗器、遗籍中，东鳞西爪，不易寻觅。即偶寻得一二，而孤证不足以成说，非荟萃而比观不可。则或费莫大之勤劳而无所获。其普通公认之史料又或误或伪，非经别裁审定，不堪引用。”他进一步论述了史料的存在形式：在文字记录以外者。此项史料之性质可分为三类：曰现存之实迹；曰传述之口碑；曰遗下之古物。文字记录者，如旧史；关系

4、史迹之文件；史部以外之群籍；金石及其他镂文；外国人著述等等。指出“史料可分为直接的史料与间接的史料。”间接的史料虽与历史事实之间或有距离，但如果史家“能应用科学方法以治史”，善搜集而善驾驭之，“故新发明往往而有也”。这就是说，历史客体的存在是与主体相对的。所以他主张史家要革新观念，尽可能全面、深入地掌握和开掘史料，广泛吸收地质学、考古学、人类学、语言学、民俗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甚至从诗词小说、神话故事之类“非事实中觅出事实”，说“由此言之，史料之为物，真所谓‘牛溲马勃，具用无遗’，在学者之善用而已。”　　梁启超对历史认识的主体，即史家提出了

5、一系列的要求。他把刘知几论史家“三长”和章学诚的“史德”说合并，略调次第，予以新意义，加以新解释。认为史家应该具备史德、史学、史识、史才“四长”。先史德，史家的第一道德莫过于忠实，对历史“应鉴空衡平，是什么，照出来就是什么；有多重，称出来就有多重。”毫不偏私，务求公正。次史学，史家的学问既要专精，又要旁通，这样才能够在范围极其广博的历史领域中，攻下“炮台”。又次史识，史家的观察力要敏锐，即所谓“读书得间”。旁人所不能观察的，我可以观察得出来，这需要下细密的功夫和掌握观察问题的正确方法。最后是史才，即作史的技术，要使文章写得讲究组织，富有文采

6、，让人看了明了，读了感动。那么史家主体是怎样对客体发生认识的呢？梁氏虽没有用“实践”一词，却也表达了接近的意思。“每遇一事项，吾认为在史上成一问题有应研究之价值者，即从事于彻底精密的研究，搜集同类或相似之事项综析比较，非求得其真相不止。须知此种研究法，往往所劳甚多，所获甚简。……殊不知凡学问之用科学的研究法者，皆须如是；苟不如是，便非科学，便不能在今世而称为学问。”他指出这是“治史学者应有之觉悟。”　　二　　令梁启超反复探讨不已的是关于史家主体意识与历史客观性问题，这同时涉及到史学的目的、任务、功能等理论。前已述及，他早就讲过史学是主体与客

7、体相互作用的结果，并且明确指出，历史认识的目的和任务是反映客观历史事实，“力求真是真非”。在他看来，求真，即科学精神，是新史学的灵魂。对此必须坚持到底，绝不动摇。然而围绕这个问题却把他引入了一个充满矛盾，几番波折的思辨历程。本来，历史认识的目的、任务同其欲发挥的功能是一致的。梁的《新史学》批判旧史“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正是为了把史学的研究对象转向“全体国民”和“整个社会”，让“其能叙一群人相交涉相竞争相团结之道，能述一群人所以休养生息同体进化之状，使后之读者爱其群、善其群之心，油然生焉”，以增强“我国民之群力、群智

8、、群德”。他论“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这个“界说”时，特别强调“夫所以必求其公理公例者，非欲以为理论之美观而已，将以施诸实用焉，将以贻诸来者焉”。在民族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