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乡村中国到城市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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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乡村中国到城市中国取消了中国的“农村户口”，城市户口也就贬值了，并不会导致在城里没活路的农民非要呆在城市。取消“农村户口”，取消城市之间户口转移的限制，让全国人民都“动”起来，全国就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引言农村事务常被简称为“三农问题”，即农民、农业和农村社会组织这三类问题。可归根结底，农村问题只有一个，就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看上去仅仅是农村问题，其实是我国眼下最根本的经济问题。如果不能把大多数农民转移到非农产业，转移到城市，我国的人均收入就会继续大幅度低于发达国家，中国就仍然是贫穷的“农民国家”。农民问题也是我国眼下最根本的政治战略问题。最杰出的政治是让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的社会正义来主导政府，对社会每个角落、以及每个公民进行管理。在辽阔分散的乡村，血缘和裙带关系天然是居主导地位的社会关系，法律缺少现实意义。法治是城市的需求，也是城市的产物。当强大的城市已然成为中国的社会现实，不消灭城乡差别就缺乏现代的社会正义，人民就分裂，社会就缺少凝聚力，中国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坚强的国家。问题第一，中国的农业仍然大有潜力，但从整体上说，小规模的家庭农业没有希望。中国的总体农业生产规模足够让人民吃饱吃好，却不可能创造足以同工商业相匹配的利润，使中国的小农“致富”。在工业市场时代，只有作为“产业”的农业才有希望，才有创造“利润”的可能。如果我国只剩下2000万农业劳动力，农业在我国当然是“产业”，然而，剩余的4.8亿农业劳动力靠什么生活呢？第二，生产组织方式对农业生产起一定作用，但从根本上说，没有大的作用。人民公社有利于兴修小水利和农田基本建设，也基本解决了吃饭问题，但也伤害了农民的劳动热情，窒息了农民的主观能动性。家庭承包责任制有利于农民的劳动热情和主观能动性，农产品丰富了，农民却“亏惨了”。在市场全球化的时代，中国的小农还遇到了西方“农业产业”的竞争，其生存条件更恶化了。不过，这两种农业生产的组织方式却在农业之外获得了两个意外的“副产品”。一是“乡镇企业”，二是“民工”。两者分别使1亿多农业劳动力离开了农业，用工旺季时总数可接近3亿，可以说都居功至伟。不过，就农业结果而言，集体生产和分散生产没有太大的不同。第三，国家对农业的索取或补贴对农村有影响，但并不产生重大影响。3 在经济改革之初，从苏联进口的“剪刀差”概念影响了一代中国农业经济学者，认为中国农业的落后是被城市发展工业经济剥夺的结果。我非常怀疑“剪刀差”理论，更倾向于查亚诺夫“农民自我剥削”的论断，也就是说，农民家庭为了规避自然风险，尽量增加劳动投入，从而使投入与产出之比不“经济”，导致贫穷。对农民而言，市场并不比计划更善良。除了在地广人稀、土地肥沃的美洲和澳洲，工业市场时代到处都带来农业的衰落破产。眼下，国家对农村课的税费已全部用于农村，而且还依赖非农收入进一步补贴农村。不过，一个基本的事实必须澄清：哪个国家有能力补贴9亿农村人口，使其收入水准产生有实质意义的大幅提升？第四，强调耕地的私有化没有积极意义。任何社会形态都普遍存在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没有多少理论根据支撑所有制迷信。工商业市场有繁荣就有萧条，半数民工要在萧条时季节性地回归农村，依赖耕地生活，如果土地被集中掉了，他们会从民工变成“流民”。目前，有三个更重要的问题涉及耕地，但并不涉及耕地所有制度。第一，3亿农民中的半数已经在城市工作多年，想退还耕地却不被准许，无处落实城市户口，却被迫继续负担农业税费；第二，国家征用了农民的耕地，但土地的补偿款却不能足额落到农民手里；第三，法律规定农地归农村集体（村）所有，但城郊农村集体却不被允许买卖土地使用权，不能涉足房地产业。解决这三个问题的前提都是政府明确“农转非”的大战略，为农民进城着想。第五，村长是否民选同农村社会的进步没什么关系。农村社会绝对需要组织起来，但若非有利于农转非、城市化，组织方式的选择就没什么战略意义。乡村自治是个临时的解决方案，最初实行时村党支部的领导依然是“村民自治”的主体。上世纪九十年代前期，随着农业逐渐陷入破产的边缘，农民与政府的矛盾变得突出了，村级选举才成为官方的主流政策。从此，村民自治就是普选、“海选”，导致了很多问题。推行已达十年之久的基层政权民主化，眼下依然停滞不前，普及率也就三分之一左右，而且不是在发达地区。农民对这个“伟大改革”没有热情，基层干部的抵触也很普遍。评价组织农民形式优劣的标准决不是什么抽象的“权利”，而在于农民能否安全地离开土地，离开农业；至少也要有利于农村的建设和农民的生活。第六，户籍制度改革是个非常有意义的问题。对许多学者而言，废除现有的二元户籍制早已是共识。关键在于农民进城来城市会不会乱套，会不会拉美化？这样的关心是有道理的。但不能因此导致无所作为，为现行的户籍制度辩护。现有的户籍制是阻碍我国经济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迟滞我国农转非，城市化的一个重大障碍。取消了中国的“农村户口”3 ，城市户口也就贬值了，并不会导致在城里没活路的农民非要呆在城市。取消“农村户口”，取消城市之间户口转移的限制，让全国人民都“动”起来，全国就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出路局部农村的繁荣不能蒙蔽我们的眼睛。今日农村的现实是：在国际和国内市场的双重挤压下，中国农村正处在破产的边缘，孕育着严重的社会和政治危机。加入了WTO以后，采取什么样的战略来处理农村事务是最重大、最紧迫的经济问题。因此，在此提出一个以城市建设为中心的思路。第一，借鉴其他国家的城市化道路，寻求最好的方案。比较而言，中国的计划经济时代曾经有西欧道路的雏形，但要依赖城乡行政分割。改革之后，有一点拉美的味道，但土地没有私有化。现在，我国惟一独特的道路是乡镇企业。第二，将农转非确定为我国根本的经济路线。这样，歧视农村人的城市政策和阻碍城市间人口流动的政策会尽快消失。政府行政的主要动力成为扩大城市以及维持良好的城市秩序。第三，以法律形式允许并保护农民以农地或劳动交换城市土地，并参与新城的建立。如果有相应的城市规划和统一的环境标准，以及配套的基础设施，有可能把小城镇快速集中成新兴的中等城市。第四，鼓励农民进城务工，并将工作优秀者留在城市。依靠农民强大的力量迅速扩大旧城，建设新城，加速经济建设。第五，进一步改革户籍制度，取消城乡划分和地域限制。争取短期内拆除所有限制户籍流动的障碍。消灭了城乡差别，实现普遍的法治就有了基础。了解、理解农村是中国改革与经济建设的关键。要团结农民，鼓励农民，平等对待农民，才能发挥农民的创造力，调动他们的劳动热情，将乡村中国变成城市中国，成为生机涌动的富强的中国。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