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好九章论史学：评《史学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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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华好九章论史学：评《史学九章》通人汪荣祖内地知识界结识台湾的汪荣祖教授，始于他写的《史家陈寅恪传》。此书初稿完成于1974年，是第一部陈寅恪先生的传记。当时，事在草创，文献难征，写作之艰，可想而知。十多年后，海内兴起“陈寅恪热”。人们回过头来，重新捧读汪先生已经增订过的旧着，感慨之余，不禁由衷钦佩作者超拔的目光与学识。这期间，汪先生是以“陈寅恪研究专家”的名衔而为内地学人称道的。其后，人们又读到汪先生的其它著作，如《康章合论》、《史传通说》、《康有为》、《章太炎研究》、《晚清变法思想论丛》、《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焘与道咸同光

2、时代》、《学林漫步》、《追寻失落的圆明园》，等等。这些著作大都已在内地出版。去年，江苏教育出版社还专门策划推出一套“汪荣祖作品系列”。透过这些著作，人们进一步了解到，汪先生不仅是一位专家，更是通人。他的治学领域，虽以中国近代思想史为核心，却旁涉中外，极为广博。当然，人们不会忘记汪先生与李敖合着的那部《蒋介石评传》。这部书让我们认识到另一个面向的汪先生。李敖曾说，“成为历史学者，除了对历史在行外，还得有伟大的正义感”，而“两者兼备者，荣祖要列前茅”。《蒋介石评传》就是一部具有“伟大正义感”的著作。它让我们知道，在汪先生温文尔雅

3、、从容不迫的风度背后，跳动着一颗与李敖一样狂傲的心。难怪，他称自己是“真隐士”。眼前这部《史学九章》，则展示了一位史学思想家的汪先生，使我们对他的认识又进一层。书分九章，可别为三类。第一类论西方之士，含吉本、兰克、汤因比、布罗代尔四人。第二类论中国学人，有章太炎、钱穆、钱钟书三位。第三类为综论，含导言、余论及第五、六两章，恰好为全书的过渡。这样，整部书就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系统。所论内容，乃围绕史学史、史学理论、史学思想展开。采用的方法，是中西连类，相互映照。基本特点，是将理论思考与对学术史的研辨结合起来。这种特点，显然来自

4、孔夫子所谓“着于空言，不如见之行事”，反映了作者力图将实证功夫与理论思考结合起来的思想自觉，透示出作者的治学旨趣与胸襟怀抱。熟悉钱钟书著作的读者大概会联想到，这正是钱先生的治学特点。汪荣祖眼中的历史真实但是，全书的中心思想，却非常明确。那就是，相信历史真实，维护历史真实。整部书，虽串联古今，横贯中西，并打通宏观与微观，却时时凸现出历史真实的主题。作者反复强调，史学的根本在于尽量重建既往的真相，作合理而正确的解释。史学一旦离弃这一根本，无异于自毁武功，难得再活。因为有此坚定而自信的学科信念，所以作者对似乎专门与历史真实原则作对

5、的后现代主义，采取了不愠不怒、具体分析的态度，让我们觉得既客观，又开明。后现代主义史学的代表人物海登·怀特说过，历史研究的过程是科学，而历史表述是文学。后现代主义史学的研究对象，就集中在历史表述的文学形式上，因而几乎没有去触及历史的研究过程。借另一位后现代主义史家、荷兰人安克施密特的话说，就算后现代主义带来了历史学的秋天，它也不过是吹落了历史学这棵大树上的一些叶子，作为大树主干的“科学的历史编纂”，还是岿然屹立的。如果说历史学的叶子无法离开美、也不应该拒斥美的话，那么，本书中，我们看到，汪先生在批判后现代主义的同时，不但没有

6、排斥它的合理主张，而且还积极地主张着史学的著述之美。他说：“惟史蕴诗心，始称佳史”（第200页）。对18世纪英国史家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汪先生既醉心于其“笔走龙蛇的雄浑气势”，更反复称赞它文笔恣肆，善于叙事。这些，不是与后现代主义可相视一笑吗？本书导言及论述钱钟书的部分大量涉及到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既维护了史学的本体地位，又没有深闭固拒，流于极端，不禁让人去与村学腐儒的冥顽固陋相对照。汪先生是从“真与美结合”的角度使用“史蕴诗心”命题的。这一命题的虚无主义指向，即历史著作无法摆脱艺术性的叙述方式，因而必然无法完全再现历

7、史真实的意涵，汪先生不予认同。史蕴诗心，诗含史笔，二者有交叉。但是，诗所含之史笔，主要不在事实（fact），而在真实(reality)层面。反之，史所蕴之诗心，却往往在事实层面，不在真实层面。对此，汪先生认为，只要遵守钱钟书所说的“史必征实”原则，即使史家尽情描写人物的内心世界，拟作“历史现场”，也决非杜撰，“虽具文学兴味而不失实”（第213页）。我以为，汪先生这一观点，足以破解所谓“史学无法离开文学，因而不真实”的指责。说到后现代史学，不能不提到海登·怀特的名著“Metahistory”。这个词的流行译法是“元史学”或“元

8、史”。汪先生则译作“后设历史学”（第205页）。我认为汪先生的译法更贴切。因为，“元”是开始、居首的意思，而怀特的立意，乃是“设”于“文本背后”的史学。这种史学，怀特归纳为几个诗学模式。其中一个，叫做contextualism，一般译作情境论或语境论，而汪先生译作“上下文的”（第2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