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诗风的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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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安诗风的衍变在中国文学史上，关于建安诗歌的思想艺术特色，是用“建安风骨“加以概括的。“建安风骨”一词，虽然是出自宋严羽的《沧浪诗话．诗评》，但在解释“建安风骨”时，基本上是沿用刘勰《文心雕龙》的说法：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明诗》篇)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

2、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时序》篇)这两段话，由于受骈体的限制，有的地方表述得不很清楚，也不尽符合建安时期文学创作的实际。首先，建安时期诗歌的内容和题材范围，并不都是“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之类。试想，一班吟风弄月、流连光景，只顾在诗歌中述说恩宠荣耀的际遇，描绘宴集酣饮的盛景的诗人及其创作，怎么可能是“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产物，这种诗的情辞格调又怎么会“梗概而多气”呢?很显然，在这里，刘勰除忽视了时间上的阶段性和文体上的发展演变以外，他在《时序》篇提出的“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关于文学和现实关系的～系列精辟见解，并未完全贯穿到对于建安诗歌的

3、论述中去，他没有着眼于这一时期诗歌的发展变化，而把“建安之初”和“建安之末”混为一谈。其次，刘勰不提魏武对建安诗歌的开创之功，只讲他“雅爱诗章”是不够的。对“文帝、陈思”的评述，也过于笼统。“建安之初”，曹氏兄弟尚在童年时期。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丕仅十岁，曹植只有五岁。即使史籍中关于曹丕“年八岁，能属文”，曹植“年十岁余，诵读诗文论及辞赋数十万言，善属文”的记载是事实，也不能把他们列在“纵辔以骋节”的领衔地位上。就是到了建安中、后期，曹丕、曹植也不能一概而论。曹丕最大的贡献不是在写作五言诗上，甚至可以说不在诗歌方面，主要是在文学理论的建树上；曹植虽然大量写作五言诗，但他

4、最好的五言诗即不是“建安之初”写的，也不是建安年间写的，而是在魏文帝黄初至魏明帝太和年间产生的。再次，“建安”作为年号纪年是二十五年，即公元196年至220年，但作为文学发展的一个独立阶段，它的上限应早于196年，而下限应延长至魏明帝太和年间，即曹植去世为止，大约有四十多年。在这段时间内，社会政治、经济等各方面都有很大变化，同样，在文学上，也有一个衍变过程。一建安诗歌的衍变过程可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汉灵帝中平年间(公元185年至189年)开始。这一阶段的时代特点是：“中平以来，天下乱离，民弃农业，诸军并起，率乏粮谷，无终岁之计，饥则寇掠，饱则弃余，瓦解流离，无敌自破者，不可

5、胜数。袁绍在河北，军人仰食桑葚，袁术在江淮，取给蒲赢，民多相食，州里萧条……”(《资治通鉴》卷六十二)。在这样的时代条件下，曹操应运而生。曹操是历史上罕见的桢干之材。《三国志·魏书·武帝纪》称他是“运筹演谋，鞭挞宇内”的“非常之人，超世之杰”。鲁迅也说：“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他兼并群雄，统一了北方。他思想先进，忧时悯乱，对政治与社会问题的感受和见解敏锐深刻。又是一个“雅好诗书文籍，虽在军旅，手不释卷”(《三国志·魏书》卷二《文帝纪》裴注引)，长年勤学专思的人。得力于此，他才能写出《蒿里行》、《薤露行》、《苦寒行

6、》、《却东西门行》一类作品。钟惺评《薤露行》说：“道尽群雄病根……汉末实录，真诗史也。”(《古诗归》卷七)刘履说《苦寒行》是曹操“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卷，横槊赋诗”(《选诗补注》卷二)而成的“乐章”。《短歌行》、《龟虽寿》、《观沧海》等则是作者进取精神、理想及胸襟的艺术表现。对于曹操诗的特色，历代诗论家们几乎众口一词地用“自然沉雄”(周履靖)、“沉雄俊爽，时露霸气”(沈德潜)、“古直悲凉”(方东树)等词语加以称许。曹操这种诗风的形成是与他的思想境界和生活态度分不开的。胡应麟概括曹操其人其诗说：“魏武雄才崛起，无论用兵，即其诗豪迈纵横，笼罩一世，岂非衰运人物。”(《诗薮》外编卷

7、一)而“建安七子”中的王粲、刘桢、陈琳等人的早期创作，则与曹操的诗风相近。王粲“文若春华，思若涌泉”(《曹集铨评·王仲宣诔》)。《三国志·魏书·王粲传》也称他“善属文，举笔便成，无所改定，时人常以为宿构，然正复精意覃思，亦不能加也。着诗、赋、论、议垂六十篇。”王粲十三四岁在长安时，受到左中郎将蔡邕的赏识。说他“有奇才”，蔡氏“倒屣迎之”，把家藏的书籍文章，都送给了他。他是汉朝三公之胄，但他生不逢时，十六七岁时，从长安逃到荆州，投奔刘表，在那里滞留15年，不受重用，深昧奋进之路被阻之苦。《七哀诗》“南登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