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生态美学与生态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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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生态美学与生态实践生態美学是1990年代以来美学界讨论的一个热点。针对当前全世界面临的生态危机与环境危机，中国生态美学的倡导者、建构者应对时代的需要，主张转变、超越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观念，并借鉴自然科学的新成就，将美学与自然科学（主要是生态学）有机融合，建立以生态关联为中心的新美学。生态美学的产生基于这样一个人类实践的事实：在我们的当代，人类第一次具有了影响整个生态系统的能力，第一次超越了生态系统自净与再循环的平衡，引起了生态系统整体性的反噬。生态系统通过这种方式，向人类显现了它自身整体生命目的的存在。

2、这种现象，构成了人与自然关系转折性的临界点，除了此前“杞人忧天”的感性预测，是人类从未真正遭遇过的现实。生态问题、生态美学确是从人类实践与升华中而来，但是，在这一人与自然关系发生质变的临界点之后，它又成为了实践不可或缺的前提。对于生态环境问题，西方提出“环境美学”，中国推崇“生态美学”。曾繁仁等学者认为“生态美学”概念的优势在于能继承与发扬中国“天人合一”的思想传统，在新的基础上更新、转化优秀的前生态文化资源，有利于世界美学建设中中国话语的建立。伯林特等西方学者认为“环境美学”概念目的更明确，更重视对于生

3、态问题的干预性、生态修复的公共性、介入性。二者虽然角度不同，但均是解决当前生态危机不可缺少的层面。生态美学不但需要建立形而上的玄思，同时也应该成为一门实践性、参与性很强的美学，从情感层面、意识层面、物质实践方面，改变观念，切入时代，融于建设。本文将以生态整体观的变革为前提，讨论生态审美与生态实践的关联。一、生态整体观、自然目的性的凸显与生态美学的独立性在我们的时代之前，人与自然的关系尚未受到工业化时代的考验，人类的欲望即便膨胀，也未能超越自然承受与自净的范围。生态整体观的提出，则是在人类真实地面临危及整体

4、生存的前提之下。由此，划分了传统自然美与生态美的界线与差别。自1923年，利奥波德从生态学的视角，率先提出“大地共同体”的生态整体观，“一件事只有当它有助于保持生物共同体的完整性、稳定性、完美性时，才是正确的，否则就是错误的。”[1]此后，经由物理学家卡普拉的“生态世界观”，罗尔斯顿的环境伦理学，汉斯·萨克塞的生态哲学，奈斯的深层生态学，曾繁仁的生态存在论美学，袁鼎生的生态整生论美学等。生态整体观突破了人类绝对中心的幻想，确立了生态美学研究对象的独立性与开创性，成为环境科学、深层生态学、生态哲学、生态美学

5、的基础。在以往人类中心、工具理性的视野中，自然属于“规律”，人类属于“目的”，自然是没有生命的供人类利用的工具。生态整体观划分了人类目的的界限，同时，通过对于人类质变性的反噬的影响，凸显了从前隐在的“目的性”。“目的”一词，源自古希腊文的“telos”，意为终点、终结，指客体行为的必然趋向和最终要达到的状态。从苏格拉底到康德，均用“目的”的概念区分人与自然。1954年，为生物学研究的需要，C.S.Pittendrish首次提出“目的性”一词，专指某一客体或系统指向目标的活动过程，“作为有效的因果原理，强调

6、定向性目的的识别与描述，而又不含有信奉亚里士多德目的派的意味，如果一切指向目标的系统都由某个其它术语，如目的性（teleonomy）来表示，那么生物学长期以来的混乱将会得到完全清除。”[2]当前，尽管各位倡导者在具体研究中观点并不一致，但大多数的生物学家、物理学家、哲学家均赞同“目的性”的概念，并将他与结构、系统、程序、反馈等概念有机结合，做出新的诠释。自组织理论、系统论、控制论、地学、生态学信息论、突变论、协同论、耗散结构理论、模糊数学等科学方法与基本精神，以及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础的辨证思维，共同构成

7、X络共进的当代生态内涵、命题与思维从不同的角度给予了自然“目的”新的特质，确认了生态系统外在于人类，具备自我生成、目标指向、活力反馈等生命的意义。到目前为止，这一生态他者仍将人类包含其中，构成对人类的客观主动性，约束和促进着人类物质与精神的发展，构成关联着人类目的，又具备特殊独立性的“客体目的”。这一自然生态客体目的具有与人类目的相冲突的异质性，而这一异质性构成了对人类实践的介入与制约，同时也构成了生态科学、生态哲学、生态美学独有的研究对象，并具有不同以往的特殊性、排他性。生态危机的发生正在于人类目的与自

8、然目的的尖锐冲突。在这一冲突与斗争中，自然永恒存在，而人类永远不会成为随心所欲的获胜者。这一人类目的有限性的存在，确认了生态研究、生态哲学、生态美学研究对象与范围的独立合法性。在研究中，必然引入生态整体的研究方法，确认生态他者的价值独立、多级共生，在物质与精神生产的实践中自觉将人类目的与生态他者目的相统一，相对遵循自然与绝对遵循自然相统一。比如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控制人与自然生产的协调，既消除以往因人口过剩，物质有限的背景下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