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哲学的哲学性难题与我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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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日本哲学的哲学性难题与我的道路开门见山地说，我作为在日本立志做哲学、并为实现此目标而活着的人中的一个，我回忆自己以往的工作，发现每到一个关键时候，都要重新追问一个问题，即“在日本，哲学可能吗”，更准确地说是“在日本式的精神土壤中，哲学可能吗”这个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是一边向这种可能性挑战，一边走过了自己的哲学之路。因此，想要在这里公布我为突破“日本哲学的哲学性难题”而试图做过的工作，就必须要(那怕是简单地)涉及我自己走过的道路。请这样理解我今天的这个题目。话要从我为什么选择哲学作为自己的专业这个问题谈起。直到旧制高中的二年级，我都立志要做个物理学家。使我走上哲学道路的很大一个契机是在我正

2、好20岁的时候遭遇了日本的战败。虽说如此，并不是日本战败这件事本身成为一个契机，而是日本在一夜之间由国家主义转向民主主义、从整体主义转向了自由主义，社会价值发生了如此巨大的颠覆，这件事使我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不仅是一般的国民，就是那些知识界的领袖们也由于这样轻易的门庭改换而被迫陷入了思考。我立志做物理学家。一方面是因为自己从小就对物理学很感兴趣，另一方面是由于在战争时期盛行着各种异想天开的言论，我当时以为只有自然科学尤其是物理学的真理才是最确实的。但是，日本战败后，我亲眼见到了价值观的转变，这使我从关注事实世界转向关注价值世界、从关注物质世界转向关注人的世界。于是我的专业志愿就从物理学转到了哲

3、学。由于我以前的基础知识几乎全是理科方面的，所以开始的时候还不能够马上开始读专业的哲学书。比起这些来，我对“人”这种东西很感兴趣了。由于种种原因，作为哲学上的指南，我选择的是对于有理科基础的人也容易接受的道德主义者帕斯卡尔和笛卡尔。在这一选择中自然就包含了“近代批判”与“近代”的视野，直到后来回顾过去的时候，我依然觉得这个选择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的日本，总的来说，在战时渴望自由思考的青年人像决堤的洪水般追求哲学、学习哲学，有志于哲学的人很多。还因为正是书籍匮乏的年代，当岩波书店发售西田几多郎的《善的研宄》时，人们很早甚至是从前一天晚上就排起长队等待购书。无论在战时还是在战后都有大量青

4、年人被西田哲学吸引，但那时我感到西田哲学的用语毫无意义地晦涩难懂，认为这种思想恐怕与自己无缘。这一想法一直持续了10年或20年。但是，到了大约30年后的20世纪80年代，我觉察到，至少，离开西田几多郎就不能在日本谈论哲学。接下来，如何与西田哲学对簿公堂就成为我的工作的一大支柱，这种状况一直持续至今。对西田哲学的认识发生的这种变化与“日本哲学的哲学性难题”以及“在日本的哲学的可能性”问题深刻相关，后面再做进一步论述。到了近代又怎样呢?明治维新以后，东京帝国大学的教授加藤弘之和井上哲次郎等人虽然自称为哲学家，但他们也只不过是捷足先登地引进西方学说，自己一个人把持着知识而已。哲学一物，正如众所周知

5、的那样，不是马上有用的东西，但它却发挥着“无用之用”因此，缺少哲学的国民对任何事情都难免缺乏深谋远虑。那么，为什么变成了这样的国民了呢?中江兆民认为是“所有的病根都在此”即哲学的欠缺。他说，与其他国家的国民相比，我们日本人极为明白事理、顺应时代潮流，没有“顽固”之处。在我国没发生过西方各国中曾有过的那种“悲惨而愚蠢”的宗教斗争，也是由于这个原因;明治维新以来，我国又一改过去的旧风习变为“西化”，人们却依然心安理得的原因也在于此。日本人在一些场合表现轻浮的原因和意志薄弱、缺乏实干能力的原因也正在于此。日本没有独特的思想、政治上没有明确的主义主张、政党间的争论缺乏连续性的原因也在于此。像日本这样

6、的状况，即便算得上是有小聪明、小本领，也不适合成就大事业。日本人的确掌握了丰富的常识，但终宄不能指望他们有超出常识以外的作为。以上就是中江兆民的断言。中江兆民以“我们日本自古至今无哲学”的论断为中心对日本文化提出了严厉的批判。关于这个问题我以前也曾多次论及，每次都会重新感觉到这个问题的深刻性，即它作为哲学性难题的性质。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想法也逐渐有些变化，对于其中的几个问题有了新的展望。下面首先列出这些问题，然后把我的思想变化穿插其中简单地做一评述。1.有人把国学、儒教、佛教等传统的日本思想或东方思想叫做东方哲学。但是，从积极的意义上说，这些能称为“哲学”吗?还是从其性质上严格地说，很难将

7、这些称之为“哲学”呢?2不仅是加藤弘之和井上哲次郎，在明治以后的日本，西方式的“哲学”几乎只是研宄对象，更进一步说只是翻译介绍的对象，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哲学成了可以被称为“’哲学’学”的东西?3.日本人不拘泥于过去、现实适应性强，这一点被认为是个长处，与此相对应的是，人们也常批评日本人无原则、无思想。那么，这是单纯的无原则呢?还是在其中隐含着原则、隐含着思想呢?当然，并不是说对哲学进行历史的或文献的研宄没有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