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佑、天历间雅正诗风及其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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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延佑、天历间雅正诗风及其形成【内容提要】元代延佑、天历年间，诗坛失去了至元、大德间百花齐放的活跃局面，而出现了一趋“雅正”的诗歌风气。“雅”，其内容是“以鸣太平之盛”，风格则讲“温柔敦厚”；“正”，则是在诗体、诗法上远溯《诗经》，近学唐诗，诗情上力追唐宋。这实际上是在唐诗的名义下，把诗歌创作引到“温柔敦厚”、“正以性情”的诗学思想的轨道上来。这种风气的形成，是南宋以来诗坛尊唐、宗宋之争及金元之际尊唐复古诗风发展的必然结果。延佑科举考试及理学统治地位的确立，为这种诗风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学术思想基础；此间词学

2、、曲学思想的变化，也为这一诗风的形成创造了适合的氛围。元代诗歌，在经历了至元、大德间尚雅、尚己、重平淡自然诸多风格并存的繁盛时期之后，自皇庆年间起，开始向重雅的一面发展，在延佑、天历年间终于形成一统雅正的诗歌局面。自此以后，论者纷起，都把这一时期称作是元代诗歌发展的鼎盛时期，并把这个时期诗坛的代表人物虞、杨、范、揭并誉为“元诗四大家”，以致过去治文学者多知元诗四家而少知其它。那么，延佑、天历间这种雅正诗风究竟为何?它是如何形成的?我们今天如何来评价这个时期的诗歌风气?本文就上述问题略陈管见，以就正于方家。

3、一关于延佑、天历间的雅正诗歌风气，自元至清就有多人论及。稍于其后的欧阳玄就云：“我元延佑以来，弥文日盛，京师诸名公咸宗魏、晋、唐，一去宋、金季世之弊，而趋于雅正。”①由元入明的戴良在其《皇元风雅序》中谈到这一时期诗坛风气时说：然能得夫风雅之正声，以一扫宋人之积弊，其惟我朝乎……自姚、卢、刘、赵诸先达以来，若范公德机，虞公伯生，杨公仲弘及马公伯庸，萨公天锡，余公廷心，皆其卓然者也。至于岩穴之隐人，江湖之羁客，殆又不可以数计。盖方是时，祖宗以深仁厚德，涵养天下重五、六十年之久，而戴白之老，重髫之童，相于欢呼鼓

4、午于闾巷间，熙熙然有非汉唐宋可及。故一时作者，悉皆餐淳茹和以鸣太平之盛治，……盖至是本朝之盛极矣。他们在谈到延佑、天历间诗风时，均以“雅正”名之。诗讲“雅正”，本来是传统儒家诗学思想的重要命题。但延佑、天历诗坛所讲的雅正，并非传统“雅正”诗歌思想的照搬。那么此间的雅正诗风，其内涵究竟怎样呢?关于雅，延佑、天历间诗人多有人论之，范德机《诗法源流》中云：“雅之作，如后世之五、七言古诗，作于公卿大夫，而用之朝会燕飨者也，其言主于述先德，通下情。”袁桷云：“雅也者，朝廷宗庙之宜用。仪文日兴，歌金石，迭奏合响。”②

5、他们所言的“雅”，是就诗之体而发，即作于公卿大夫、用于朝廷宗庙的一种诗。虞集论雅诗云，“其公卿大夫，朝廷宗庙，宾客军旅，学校稼樯，田猎宴享，更唱迭和，以鸣太平之盛，则谓之雅”③，这是从诗之作用来论雅的。当时还有人从诗之气象论诗之雅，如柳贯《赢海集序》云“气和而声应，言短而意舒，台是大雅之风”；范德机《诗法正论》中论《诗三百》之气象，“皆温厚平易老成。所谓温厚者，和而不流，怨而不怒；平易者所言皆眼前事；老成者，忧深思远，达于人情事物之变，皆有理寓于其间”。当然，也有从诗之风格来论诗之雅的，怀悦刊本《诗家一指

6、》中，有《当代名公雅论》载虞集云雅诗之风格有“典雅、抛掷、出尘、浏亮、缜密、渊雅、温蔚、宏博、纯粹、莹净”十种④，虞集把此称为“诗之十美”。延佑、天历间诗人所推崇的诗之“雅”，乃是承《诗经》雅诗之传统，以“鸣太平之盛”，为元朝中叶的盛世大唱赞歌的诗。尽管这种诗风格多样，但终不离温厚、平易、老成的温柔敦厚之旨。关于《诗经》雅诗之传统，此间诗人每每论及。范德机《诗法正论》历数《诗经》、《骚》诗之后诗歌流变时云：“自汉以来，由《骚》之变而为赋。以当时去古未远，故犹有《三百篇》之遗意。”魏晋以来，天下分裂，“而诗

7、声遂不复振尔”，“其间独渊明诗，淡泊渊永，出流俗”。到了唐代，“海宇一而文运兴”，“太白天才放逸，故其诗自为一体，子美学优才赡，故其诗兼备众体，而述纲常，系风教之作为多。《三百篇》以后之诗，子美又其大成也。昌黎后出，厌晚唐流连光景之弊，其诗人自为一体”。宋代诗人，欧、苏、王、黄、后山、简斋、放翁、晦翁、诚斋，均是足以名世之人，特别是晦翁诗“如《蒸民》、《懿威》诸作，不害其为《二雅》之正”，但是宋诗与唐诗比，“唐人以诗为诗，宋人以文为诗。唐诗主于达性情，故于《三百篇》为近，宋诗主于立议论，故于《三百篇》为

8、远”。类似论述，虞集《易南甫诗序》、《庐陵刘桂隐存稿序》、欧阳玄《潜溪后集序》等也有之。他们均认为，只有唐诗才直接继承了《诗经》之精髓。这一点，释来复《蜕庵诗原序》讲的尤为明确：鸣呼，诗岂易言也哉，大雅希声，宫征相应，与三光五岳之气并行天地间，……然自删后，至于两汉，正音犹完，建安以来，尚绮丽，而诗道微矣。魏晋作者虽优，不能兼备众体，其铿轩昂，上追风雅，所谓集大成者，惟唐以后有之，降是无足采焉。于是，延佑、天历间诗人在倡雅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