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中华古代文论研究的现代视野

《再论中华古代文论研究的现代视野》由会员上传分享，免费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内容在工程资料-天天文库。

1、再论中华古代文论研宄的现代视野关于中国当代文论建设中的古今关系问题，已经做了许多文章。本人也曾发表过《中华古代文论研究的现代视野》一文（见《东方丛刊》02年1期），正面阐述了我的见解。尽管仍有不同意见（很正常），但经过讨论，中国文论中古今关系问题已经取得了比较一致的答案，那就是在古今对话的基础上，进行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或进行现代阐释，从而凸显中国现代文论的民族个性。基于这一思想的研宄实践正在展开，也有很高学术水平的成果不断涌现出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读到了今年《中国文化研究》“春之卷”胡明先生和郭英德先生的文章，对19

2、96年中国文论界提出的“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提出了“冷嘲热讽”的“评论”，甚至于说，“前一阵所谓‘中国古代文学思想的现代转换’，所谓中国‘中国文学的失语症’，不是被炒得沸沸扬扬吗？在我看来，‘现代转换’也好，‘失语’也好，都是一种漠视传统的‘无根心态’的表述，是一种崇拜西学的‘殖民心态’的显露，‘世人都晓传统好，惟有西学忘不了’，如此而己，岂有他哉？”①这种说法是毫无根据的。请这位作者调查一下，当下热心于“现代转换”（我更同意用“现代转化”）的学者是哪些人，他们写的文章又持什么观点，他们忧虑的又是什么问题，他们追求的又是什么

3、境界，那么他就会明白他给人扣的“无根心态”、“殖民心态”的帽子是不是合适?他唱的“好了歌”是不是找错了对象？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本来也想写几句“反唇相讥”的俏皮话，但为了不污染学界的空气，还是算了。我只是想提醒一下，学者写文章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自己说的话是要负责任的，当你给人扣帽子的时候，要谨慎一些，看看自己手里的帽子是否该戴到你想戴的人的头上。下面向胡、郭两位先生请教几个问题：一、现代文论与古典文论是“宿命的对立面”吗？诚然，“现代”就一个方面说意味着对“古代”的转型、反叛、对立和斗争。经历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我们更

4、不能不体认这一点。但是就现代文论的现代性而言，相对于古代文论，这种转型、反叛、对立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呢?我认为是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首先是摆脱以君王一人为中心的封建正统观念，树立以民众为中心的观念。“现代性”的追求都力图摆脱封建主义的正统观念。封建主义正统观念的核心是:君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普天之下莫非王臣。天下者，君王一人而己。天下必须以君王的是非为是非，以君王的喜好为喜好，以君王的愤怒为愤怒，以君王的悲哀为悲哀，以君王的快乐为快乐。普天下的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都不算，普天下的人民群众都没有地位，惟有君王

5、一人的喜怒哀乐才算，才有地位。反映到文学艺术上面，中国古典的文学基本观念就是“诗无邪”，“诗言志”，“发乎情”“止乎礼义”，“温柔敦厚”，“怨而不露”，“哀而不伤”，“美刺”，“顺美匡恶”，“主文而谲谏”、“文以载道”、“文以贯道”等。文学的主题不能离开这些训诫。晚明时期，曾发生启蒙思想，如李贽等人的离经叛道，就企图改变这种以君王一人之是非为是非、以孔子一人之是非为是非的专制局面，可惜历史没有朝这个方向前进。整个清朝又回到儒家思想的统治上面。直到晚清时期开始，这种思想开始被突破。梁启超的《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发表在他主编的《新小说

6、》上面。《新小说》杂志提出了以振兴国民精神为宗旨的口号，所谓“务以振国民精神，开国民智识”，认为“今日最重要者，则制造中国魂是也。”②在《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再次提出了小说应“新民”的主张。所谓“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新一国之小说”，小说的功能是要改良“群治”。从为“君”到为“民”，这是一个根本的变化。五四时期，封建正统观念遭到批判，实现了现代性的转型，用后来周作人的话来说：“夺之一人，公诸万姓”，这是现代性思想的精髓之点，也是现代文论的精髓之点。其次是文体观念的转变。摆脱小说等艺术创作为雕虫小技的古典看法，这是文体观念的一

7、大变化，也是中国文学现代性生成的重要方面。中国古代一直视诗文为正宗，连宋代的“词”也只是“诗之余”，只是“浪谑游戏”之作，北宋文人钱惟演自述：“平生惟好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欲读小词。”（参见欧阳修《归田录》）这种轻视诗赋以外文体的思想早在汉代就己经形成。班固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裨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元代开始兴盛的小说和戏剧更是不能登大雅之堂。小说、戏曲的地位一直很低。当时《小说林发刊词》黄人所说：“昔之于小说也，博奕视之，俳优视之，甚至鸩毒视之，妖孽视之，言不齿于缙绅，明不列于四部……。”虽然私

8、下读得津津有味，但在公共的场合则受到鄙视。但是到了晚清时期，在梁启超、王国维等人笔下，情况为之一变。小说被抬到比诗歌要高得多的地位。梁启超的文章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