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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论中华古代文论研究的现代视野——从“通变”和“诠释”角度的》由会员上传分享，免费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内容在应用文档-天天文库。
1、三论中华古代文论研究的现代视野——从“通变”和“诠释”角度的中国是几千年文化传统的国家。传统经过几千年风风雨雨,并没有消失。特别是近百年来,列强侵入,烧杀掠夺,企图灭亡中国,消灭中国的传统文化。国内也有些人基于国家积贫积弱,觉得传统文化是绊脚石,必欲断绝之,否则中国不能进步,甚至提出“全盘西化”的主张。但是苦难的20世纪过去了,在这新世纪之初,中国的传统文化不但没有消失,而且又焕发出一届青春。我们今天终于逐渐认识到,一个国家的文化是要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文化有鲜明的时代性。但是文化随时代的变化,不是要抛弃传统文化,恰恰相反,传统是一座丰富的矿藏,是我们建设新文化的重要资源之一。但是我们如何来开
2、掘这座矿藏呢?如何利用我们先人留下的遗产来建设新的文化大厦呢?这就是我们本章要讨论的问题。.L.编辑。一、传统不可割裂我们认为,对于中国二千余年所形成的古代文论,决不能摒除在我们今天的文学理论工作者的视野之外,仅仅把它当作一种历史文化传统来研究,仅仅给它一个必要的历史地位,是不够的。想简单地将它抹去更是不可能的。应该认识到传统作为一个民族的“经历物”,是永远不会消失的,它不仅体现在“物”的方面,而且凝结于观念和制度中,并以无意识的状态深藏于人们的心里。中国的文化传统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血液中流淌着,你想摆脱也摆脱不掉。而且传统并非一切都不好,其中有许多精华的、精致的、美好的、充满魅力的成分,我们怎
3、么可以把这些文化珍宝置之不顾呢?我们必须把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精华,其中也包括文论传统的精华作为一个对象,向它走进去,把其中一切对今天仍然具有意义的东西进行充分地研究,并把它呈现出来,使它成为我们今天建设现代文论的一种重要的资源和参照系。德国诠释学家加达默尔说:传统按其本质就是保存(Be.诠释中华古代文论,要克服两种倾向。第一种倾向,即“返回原本”。“返回原本”只能是一种愿望。中国古人活动的场景已经不可重现。我们无法亲身去体验。一种无法亲身目睹并体验的场景,诠释者仅凭留下一些死的资料,是很难“返回原本”的。就如同春秋时期的礼仪,尽管有《周礼》、《仪礼》和《礼记》等一些资料作为根据,但今人要完全复
4、活它,已不可能。又如刘勰《文心雕龙》中的“定势”篇,历来也是众说纷纭,要真正理解他所说的“势”也是不容易的。历史就是历史,不可能变为活的现实。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按照“历史原则”,尽力考察中华古代文论家们提出某种观点的历史背景,尽力摸清楚他们论点的针对性,尽力趋近阐释对象的本真性,即对被阐释的对象的意义有真实的了解,对被阐释的对象的丰富复杂的内涵有真实的了解,当然更不可将自己的意见强加于古人身上。第二种倾向,即“过度阐释”。在诠释的方法上,无非是“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两种方法。所谓“过度阐释”就是在“六经注我”过程中,生硬地勉强地以古人的观点来印证自己的观点。甚至把古人的观点“现代化”,而
5、不顾古人的原文与原义。如前面所说的刘勰的提出“风骨”概念,有些论者就以“内容与形式”这种现代的概念去套,明显离开了刘勰的原有的意思。但是,我们又不能不对古代的文论进行现代的诠释。不进行诠释,就不能把古代的东西激活,就不能实现古为今用。所以如何获得阐释的恰当的分寸,是一个大问题。诠释只能从历史的资料出发,从历史资料提供的思想出发,翻译可以翻译的部分,延伸可以延伸的部分,对应可以对应的部分,比较可以比较的部分,而不能完全用今天的逻辑去推衍古代的逻辑。在文论方面我们也要把握这个分寸。例如,关于“意象”问题,我们要充分考察王充提出的“意象”与刘勰提出的“意象”的不同,前者是“象征意象”,后者则是“心理
6、意象”,不可不看他们的区别,仅从字面的意义与今天的“艺术形象”相比附,或认为是“象征意象”或“心理意象”之外的另一种具有创造性观念。这里对语境的考察是至关重要的,千万不可脱离原有的语境孤立地进行任意的解释。诠释还必须对自己的诠释对象的独特性有深入的了解。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文论各有其独特的文化品格。一般说,西方的文论是总结创作实践的结果,是创作经验的升华。中国古代文论则不完全是从创作实践中总结了出来的。中国古代文史哲不分。儒、道、释是中国古代文论的文化根基。先有儒、道、释的哲学,然后再向文论转化。儒家、道家、释家的理论都具有诗意,富于想象,这是儒、道、释向文论转化的前提。这一点我在它文中另作阐述
7、,兹不赘。我们想强调的是中国文论的生成,常常不是对具体的创作经验的总结,常常是从儒家、道家、释家概念向文论的转化。“文以载道”这个“道”,就是儒家之“道”;“虚静”创作境界,就是道家体道的境界;“妙悟”则是释家语向文论术语的变化。如此等等。针对中国古代文论这一独特性,我们在诠释的时候,也要体现出方法的独特性来。或者说在诠释的时候,应更多考虑文论的文化语境和哲学语境。不论中华古代文论的诠释有多少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