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世纪以来《洛阳伽蓝记》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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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２０世纪以来《洛阳伽蓝记》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摘要]20世纪以来的《洛阳伽蓝记》研究，在其作者身世、文本笺注、文体特征、史学价值、人文地理及文学成就等方面均获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但与南北朝的其他专书研究相比，其研究状况相对滞后，它在北朝史学、中古佛学、中古文学、语言学、中外文化交流史以及宗教建筑等课题上的研究价值和研究空间仍需大力开拓和进一步深化。　　[关键词]20世纪；《洛阳伽蓝记》研究；回顾；展望　　　　《洛阳伽蓝记》是我国历史上一部以记载佛寺为纲、具有文化与文学价值的历史地理名著，是与《水经注

2、》、《颜氏家训》相齐名的北朝三部杰作之一，一直为世人所瞩目。它既有优美之文笔，更有丰富的内涵、珍稀的史料，在历史、文学、地理、佛教、交通等方面都具有较高的价值，是北朝　　《伽蓝记》的文体是20世纪以来《伽蓝记》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唐代刘知几《史通·补注篇》称此书的文体是“定彼榛梏，列为子注”，即杨街之著书时曾自为子注。大概到了宋朝，正文与子注混在一起，不复分别。四库馆臣不察，竞称“不知何时佚脱”。清代校勘学家顾广圻《洛阳伽蓝记跋》指出：“此书原用大小字分别书之。今一概连写，是混注入正文也。”此后许多学

3、者致力于恢复《伽蓝记》原貌的工作。如吴若准《集证》，划分段落，区分正文与子注。然所定正文太简，注文过繁，恐距杨书原貌甚远。后唐晏作《钩沉》，在吴氏的基础上重新把正文与子注作了划分。吴氏《集证》本、唐晏《钩沉》本之后，周祖谟《校释》本、徐高阮《重刊》本，均致力于阐明杨书体例，再次详分子注，以期能尽量再现原书面目。杨勇《校笺》本综括前贤，后出转精，确定六条划分原则，正文子注区分更加科学合理。但也有学者主张在未找到更古的《伽蓝记》本子时不宜强行分别，如张宗祥《合校》书后跋纵论《伽蓝记》正文与子注不易区分的理

4、由，其说颇允。范祥雍《校注》信从张说，不作正文子注的区分。关于《伽蓝记》文体的渊源，陈寅恪先生在《支愍度学说考》和《读(洛阳伽蓝记>书后》二文中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发覆，认为此种新文体源于六朝时期的“合本子注”体佛学著作；同时，它也是当时学林流行的“合本子注”体著作的具体表现。范子烨《<洛阳伽蓝记>的体例渊源及其与名僧“格义”的关系》(《北方论丛))1996年5期)和《(洛阳伽蓝记>的文体特征与中古佛学》(《文学遗产》1998年6期)，在陈寅恪研究的基础上对《伽蓝记》文体的形成及其

5、文化渊源作了更为深入的研究。　　(三)《伽蓝记》史学价值的探讨　　20世纪以来史学界对《伽蓝记》的史学价值作了较多的讨论。首先，在史学理论方面，台湾学者何寄澎《试论杨街之的历史精神》(《思与言》，1983年3月第20卷第6期)提出杨氏是在一份浓厚历史感的驱策下创作《伽蓝记》的，其撰作的真正目的乃是要传述一段“信史”。李晓明《(洛阳伽蓝记>的特点》(《史学史研究》1994年3期)，认为《伽蓝记》有以下几方面的史学特点和价值：(1)因地叙事，以地系史；(2)采取多样形式，寓褒贬于叙事之中；(3)广泛

6、的史料来源和多方参证、勇于存疑的治史态度相结合；(4)丰硕的历史文学成就。王美秀《从质疑历史到争夺诠释权——以(洛阳伽蓝记)的历史论述为例》(《台大中文学报》，2002年11月第18期)，指出杨街之身处中国民族激烈冲突的时代，在北魏长期汉化之后又遭遇所谓鲜卑化的文化逆流，其牵动的文化认同问题势难规避，此书显露的历史特质与此深有渊源。其次，《伽蓝记》在佛教史研究领域得到了人们的关注。如潘桂明《<洛阳伽蓝记>与北朝佛教》(《魏晋南北朝佛教史论文选集》，《中原文物》特刊，1985年)根据《伽蓝记

7、》记载的有关佛教事迹，为我们勾画了佛教在北魏洛阳繁盛的图景。卢宁《由(洛阳伽蓝记>看北魏的中原法化》(《法音》1998年12期)从《伽蓝记》保存的有关建筑园林、教法流播、民俗风情等大量宝贵资料分析，认为北魏统治者推行的汉化与佛教法化对中原地区产生过巨大影响。再次，人们对《伽蓝记》所反映的北魏社会经济、风俗民情、音乐艺术、中西文化交流等方面也多有探究。如黄公渚《(洛阳伽蓝记>的现实意义》，从揭露统治者的丑恶、反映都市经济面貌、记录各阶层的动态和社会风尚等方面探讨了《伽蓝记》的社会现实意义。常

8、新《<洛阳伽蓝记)的社会文化史意义》(《江西社会科学》2006年8期)从社会文化史研究的角度，认为《伽蓝记》记述的北魏定都洛阳期间的政治、人物、风俗、掌故传闻及北魏和西域文化交流等，可以说是一部反映该时期社会生活的历史画卷。《伽蓝记》卷五作为南北朝时期中外交通与文化交流的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