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裴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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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三国志》裴注研究　　东汉后期，对历史著作的蒙文通先生曾说：“言史贵约，实晋人之创论。”[21]联系上文，这个观点显然是不能成立的。不过到晋代，这样的例子的确更多了。晋祠部郎王蔑撰《史汉要集》二卷，“抄《史记》，入《春秋》者不录。”，晋散骑常侍葛洪撰《汉书钞》三十卷。[22]除此之外，当时史家的删减工作更多体现在对东汉历史的撰写上。《文心雕龙·史传篇》云：“后汉纪传，发源东观。”这是说记述东汉历史最早的书是东汉官修的《东观汉记》。据《隋志·经籍志》着录，《东观汉记》一百四十三卷，“起光武记注至灵帝，长水校尉刘珍等撰。”魏晋以后的多种《后汉书》都是在此基础上改编而成的。《史传篇》又云：“然

2、纪传为式，编年缀事，文非泛论，按实而书。岁远则同异难密，事积则起迄易疏，斯固总会之为难也。或有同归一事，而数人分功，两记则失于复重，偏举则病于不周，此又铨配之未易也。故张衡摘史班之舛滥，傅玄讥后汉之尤烦，皆此类也。”这里是在讨论纪传体的缺陷，文末提到了傅玄的意见。傅玄，魏时“以时誉选入著作，撰集魏书”，又“撰论经国九流及三史故事，评断得失，各为区例，名为《傅子》。”[23]“讥后汉之尤烦”，大概就出自该书。“后汉”是指《东观汉记》。魏晋时期认为《东观汉记》烦杂的不止傅玄一人。据《晋书》卷82《司马彪传》载，西晋司马彪撰写《续汉书》的理由是：“汉氏中兴,讫于建安,忠臣义士亦以昭著,而时无良

3、史，记述烦杂,谯周虽已删除,然犹未尽,安顺以下,亡缺者多。”《东观汉记》属未完成之作，所以“亡缺者多”，后来修史者自然要补其所缺。这是不奇怪的。真正值得注意的是司马彪嫌其已完成的部分“记述烦杂”。按他说，此前谯周虽然已经删除了一些，但仍不能令人满意，所以有必要重写。他的《续汉书》“起于世祖，终于孝献，编年二百，录世十二，通综上下，旁贯庶事，为纪、志、传凡八十篇。”按《隋志》着录稍有不同，易“篇”称“卷”，为八十三卷。古人多以一篇为一卷，两书所记出入不大。[24]八十三卷的篇幅包括了纪、志传，较之未完成的一百四十三卷的《东观汉记》确实删减不少。与司马彪同属西晋的华峤撰写《汉后书》，也是意在

4、删减。《晋书》卷44《华峤传》：“初，峤以《汉纪》烦秽，慨然有改作之意。会为台郎，典官制事，由是得遍观秘籍，遂就其绪。起于光武，终于孝献，一百九十五年，为帝纪十二卷、皇后纪二卷、十典十卷、传七十卷及三谱、序传、目录，凡九十七卷。”较之东观书，删减也不少。东晋袁宏着有《后汉纪》。他在自序中谈及写作动机说：“予尝读后汉书，烦秽杂乱，睡而不能竟也，聊以暇日，撰集为《后汉纪》。”与袁宏同出一族的袁山松曾撰写《后汉书》，他总结写作体会说：“书之为难也有五:烦而不整,一难也;俗而不典,二难也;书不实录,三难也;赏罚不中,四难也;文不胜质,五难也。”[25]五难之中，“烦而不整”居于首位。着后汉史者追

5、求简略如此，而着晋史者也是如此。“孙盛《阳秋》，以约举为能。”[26]干宝《晋纪》，“其书简略，直而能婉，咸称良史。”[27]　　崇尚简约不仅影响着史家修史，而且也影响到两晋的史学批评。《晋书》卷60《张辅传》：“又论班固、司马迁云：‘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叙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班固叙二百年事乃八十万言，烦省不同，不如迁一也。良史述事，善足以奖劝，恶足以鉴戒，人道之常。中流小事，亦无取焉，而班皆书之，不如二也。……”张辅根据《史》《汉》字数多寡来评价班马，因为“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所以认为《史记》优于《汉书》。有趣的是，出自同样的理由，干宝则对《史记》多有不满，《史通·二体篇》：“晋

6、世干宝著书，乃盛誉丘明而深抑子长。其义云能以三十卷之约括囊二百四十年事，靡有遗也。”同书《烦省篇》：“及干令升史议，历诋诸家而独归美《左传》。云丘明能以三十卷之约，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孑遗。斯盖立言之高标，著作之良模也。”　　综上所述，东汉以来，先有经学的简化，后有史学的简化。经学是汉代学术的重心所在，而史学当时只是经学的附庸。因此，史学的简化当是受到经学简化的影响所致。在众多史学家竭力追求简化的学术风气下，我们自然可以理解《三国志》为什么写得如此简略。同样地，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三国志》在西晋问世后，并没有因其简略而受到批评，反而是受到了普遍的欢迎。　　南朝裴松之批评《三国志》“

7、失在于略”。对比上述汉晋史家观念，他的意见十分醒目。在裴松之以后，采用这种方式三、裴注以后的[1]顾炎武：《日知录》卷27“《汉书》注”。[2]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7“《汉书》叙例”。[3]沉家本：《三国志注所引书目》。[4]侯康：《三国志补注续》自叙。[5]杨翼骧：《裴松之》，载《中国史学家评传》上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6]《史通·补注篇》。[7]侯康：《三国志补注续》自叙[8]《史通·补注篇》[9]章学诚：《文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