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与经济之间：清末汉阳铁厂厂址定位问题新解——汉阳铁厂（汉冶萍公司）生产布局研究之二_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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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本学科出发，应着重选对国民经济具有一定实用价值和理论意义的课题。课题具有先进性，便于研究生提出新见解，特别是博士生必须有创新性的成果政治与经济之间：清末汉阳铁厂厂址定位问题新解——汉阳铁厂（汉冶萍公司）生产布局研究之二内容提要：中国近代最大的钢铁厂为何定址于汉阳大别山下？决策者张之洞当时的说法一直为一般学者所接受。本文认为，张氏的说法受特定政治环境的影响，并未透露其主要动机。张之洞放弃在大冶设厂之主要原因，乃是由于同李鸿章、盛宣怀矛盾激化的结果。后又受武汉地区社会文化环境与自然地理条件的制约，遂将铁厂设于汉阳大别山下。汉阳铁厂之布局，是当时特定的人文自然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传统政治

2、因素的影响尤为突出。主题词：汉阳铁厂厂址定位张之洞一流行观点及其史料依据课题份量和难易程度要恰当，博士生能在二年内作出结果，硕士生能在一年内作出结果，特别是对实验条件等要有恰当的估计。从本学科出发，应着重选对国民经济具有一定实用价值和理论意义的课题。课题具有先进性，便于研究生提出新见解，特别是博士生必须有创新性的成果拙文业已阐明：张之洞在粤原定炼铁机炉之所以移设湖北，并非如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由于继任粤督李瀚章不喜洋务，遇事推诿，亦非出于张氏本人之初衷，而是清廷中枢，特别是由醇亲王奕譞所主持之总理海军事务衙门，为了扶植张之洞以抑制李鸿章淮系势力过于膨胀，并考虑到湖北地区矿产资源、地理位

3、置以及交通条件等方面的优势，而作出的一项重要决策。[1]接下来，钢铁厂放弃了铁矿所在地大冶而选择武汉地区，并最终定址于汉阳龟山脚下，这一中观、微观层面的决策，则是由湖广总督张之洞作出的。汉阳铁厂的选址历来引起人们的争议，褒之者或贬之者多致力于争辩厂设大冶或汉阳究竟孰优孰劣。至于张氏这一选择的原因，却未受到研究者足够的重视。张之洞为什么要放弃大冶而将铁厂设在武汉呢？光绪十六年四月八日，张之洞致电盛宣怀，决定放弃大冶，将铁厂设在武昌省城附近。他对自己的这一决定进行了解释：课题份量和难易程度要恰当，博士生能在二年内作出结果，硕士生能在一年内作出结果，特别是对实验条件等要有恰当的估计。从本学科出

4、发，应着重选对国民经济具有一定实用价值和理论意义的课题。课题具有先进性，便于研究生提出新见解，特别是博士生必须有创新性的成果铁厂宜设武昌省城外。黄石港地平者洼，高者窄，不能设厂，一也。荆、襄煤皆在上游，若运大冶，虽止多三百余里，回头无生意，价必贵，不比省城。钢铁炼成，亦须上运至汉口发售，并运至省城炼枪炮。多运如煤下行，铁矿上行，皆就省城，无重运之费，二也。大冶距省远，运煤至彼，运员收员短数搀假，厂中所用以少报多，以劣充优，繁琐难稽，三也。厂内员司离工游荡，匠役虚冒懒惰，百人得八十人之用，一日作半日之工，出铁既少，成本即赔，四也。无人料理，即使无弊，制作亦必粗率，不如法炼成；制成料物，稍不

5、合用，何从销售？五也。铁厂、炮厂、布局三厂并设，矿物、化学各学堂并附其中，安得许多得力在行大小委员分投经理？即匠头、翻译、绘、算各生亦不敷用。三厂若设一处，洋师、华匠皆可通融协济，煤厂亦可公用，六也。官本二三百万，常年经费货价出入亦二百余万。厂在省外，实缺大员，无一能到厂者。岁糜巨款，谁其信之？若设在省，则督、抚、司、道皆可常往阅视，局务皆可与闻。既可信心，亦易报销，七也。此则中法，非西法。中法者，中国向有此类积习弊端，不能不防也。即使运费多二三万金。而工作物料虚实优劣，所差不止数十万金矣。白议为是。[2]①此电所列的七条理由包括自然地理条件、运输费用、监督管理及人才综合利用等方面，内容

6、相当全面。后来张氏虽略有补充，但大抵仍不出以上范围。[3]②课题份量和难易程度要恰当，博士生能在二年内作出结果，硕士生能在一年内作出结果，特别是对实验条件等要有恰当的估计。从本学科出发，应着重选对国民经济具有一定实用价值和理论意义的课题。课题具有先进性，便于研究生提出新见解，特别是博士生必须有创新性的成果著名学者全汉昇先生对铁厂定址于汉阳持批评态度。他认为：“为节省原料运输的费用，铁厂自以设立在铁矿所在地的大冶县为较妥当。”在谈到张之洞何以将铁厂设在汉阳时，全先生引述上录张氏电文后指出，“综观张氏列举的七个理由中，有四个完全著眼于铁厂管理方面。换句话说，因为他须驻在武昌，不愿铁厂厂址距离

7、他太远，以致管理不周，弊漏丛生，故放弃距离较远的大冶，而选择近在口尺尺的汉阳来建厂。”[4]代鲁先生则对铁厂选址予以肯定。他认为，“张之洞之所以选择省城设厂，是有他相当考虑的，而这些考虑也是有一定道理的”。设厂汉阳，“比单从‘就铁’一说更精细，也更节费”；“完全符合当年我国通晓近代科技人才奇缺，而一般员司人等又深染官场恶习这一国情”，“这又是张之洞高出他人一筹之处。”[5]显而易见，两位学者虽对铁厂厂址定位有着截然不同的评价，但却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