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权与制度变迁微盘产权与制度变迁周其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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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产权与制度变迁微盘产权与制度变迁周其仁除了关于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一篇文章之外，收入本文集的论文，全部是基于中国改革的实际经验，研究中央计划经济制度——公有制产权结构——的改革与变迁。这是近20年来我研究经济的重心所在。利用此次结集出版的机会，我要向读者简要交代一下问题的来龙去脉。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说过，经济问题总是与选择联系在一起的。MiltonFriedman(1962),PriceTheory.AldinePublishingCompany,Chicago.Chapter1•可是，当我开始对经济问题发生兴趣的时候，惟一可观察的经济制度似乎没有任何选择性可

2、言。是的，在中央计划公有制的体制下，生产和投资由政府指令控制，不可以自由择业，人力以外的要素也不能自主流动和重组。至于经济组织形式的选择，更事关“方向和道路”，普通人问津不得。在那个时代选择”这里指的是普通的私人选择一制度上没有合法性。要非常深入地观察和体验才有机会让我们发现，即使在不容自由选择的经济体制下，私人选择仍然顽强地存在。拿我自己1968—1978年间在黑龙江下乡时期看到的一些现象来说吧。同一个农民在“公地”与在自留地里的劳作态度判若两人，他是不是在作选择?同样的天气.地亩和劳动力数目,实施计件工资和计时工资的劳动效率大相径庭，不是劳动者在作选择又是什么?还有那朝令夕

3、改、有时候近似胡来的“生产和投资决策3难道可以归为公有制经济管理者的“文化水平”或“个人性情”?若是，为什么在管理者私人消费的领域,我们完全看不到类似的荒唐？说起来这是我学到的关于人的经济行为的第一课：在看似不容选择的经济制度下，人们仍然在作选择。当时我还没有可能发问：在一切资产都归公的产权制度下，为什么个人职工和管理者——仍然可以在事实上从事生产性的选择?在由“公家”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和怎样生产的制度下，为什么私人仍然在事实上决定着向公有生产体系提供多少劳动.努力和辛苦?我的问题其实是：这种看似不合法的.在长久的岁月里微不足道的“权利匕是怎样在公有制经济里扎根的呢?问题还

4、没有清楚地提出来，公有制经济就开始了举世瞩目的改革。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农村发生了大规模的包产到户，城市出现了国有企业的松绑.承包和改制，私人企业开始以“个体户”和其他名目重新出现外资”经济在沿海大城市登堂入室。几十年前被国家权力消灭了的私人产权,重新出现并生机勃勃地成长。80年代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四度修订，以便与新的产权结构相适应。机缘巧合，我从大学期间就开始参加了由杜润生先生指导的农村改革调查，前后持续凡9年。关于这段难得的经历,我在1993年为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出版的《农村变革与中国发展》的前言里做了回顾。这些调查在当时是为中央政府制定农村改革政策服务

5、的，因此除了农民的经济行为，国家行为也进入了我的研究视野。观察和参与给我的基本概念是，农村包产到户的改革是自下而上发展起来的——这和许多关于改革的歌功颂德并不相一致。事实是，早在“上层”采取任何政策行动之前，分户承包集体土地的产权改革早就在农村底层开始了。令我好奇的问题是：在清一色的公有制内部怎么就产生出改革公有体制的力量?更一般的问题是，私产权利究竟怎样从国家维护的公产制里产生出来?用经济学的人性假设来回答上述问题似乎是容易的。既然人性为私，私产制当然就自发地、大规模地成长起来。问题是，要是人性为私的假设可以解释公有制产权改革的起源,那么，同样的人性假设怎样容得下公有制的建立

6、呢?到后来我才想明白，经济学关于人性假设的重点并不是人性为私,而是“人在约束条件下尽可能追求他的私人利益”。因此，“人性为私”本身并没有多少解释力。我认为要紧的是理解人的经济行为面临的约束条件。我坚持问：在同样的人性假设下,为什么经济制度即产权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私产在公有制下得以重建，究竟是在什么样的约束条件下发生的?长期的调查让我认识到以下三重约束不能忽略。第一种约束来自国家行为：计划时代的国家机器以“消灭和改造私产”为目标，而即便进入了改革时期之后，中国政府——与英国撒切尔政府或俄罗斯叶利钦政府都不同——也从来没有提出明确的私有化纲领，倒是一再明令反对私有化。第二，计划公

7、有制像任何一种现实的经济制度一样，造就了它自己的既得利益。当经济制度在产权结构的层次发生变革的时候,这些既得利益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损害。例如，废除了人民公社工分制之后，所有与工分制的专门知识联系在一起的谋利机会就一下子消失了。第三，计划公有制不但在名义上属于全体现存人口，而且还属于将要诞生的全部未来人口。是的,土地的集体所有制使社区内的每一个成员——包括将要合法出生的成员——都有权分享土地权益;全民所有制不言而喻地“包”下了全部公民的生老病死，且曾经承诺为未来全部新增加的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