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敌乎_友乎_中日关系的检讨_新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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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新探刘维开内容提要《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一文曾被视为国民政府于１９３０年代对日政策的一篇重要宣示，研究者亦多将其附于战前中日关系相关研究中讨论，亦有针对该文进行专门讨论者，然而就该文本身而言，仍有若干值得讨论的地方。就相关资料分析，本文认为《敌乎？友乎？》虽然登载于１９３４年１２月２０日出版的《外交评论》第３卷第１１、１２期合刊，但是由相关数据来看，该文应该在１９３５年１月中旬完成，所以会刊登于前一个月出版的刊物，合理的解释，应该是该刊延迟出版所致。至于由徐道邻署名刊出，应为蒋中正之决定。该文之内容，为蒋氏对中日问题的意见，目的在

2、传达政府应调整对日外交政策之讯息。而蒋氏关于调整中国对日政策之意见，虽然为其个人主张，但实际上与汪兆铭取得了一致的态度，两人对于调整对日外交方针有共同的认知。《敌乎？友乎？》刊出后，在国内引起相当重视，日本方面亦对该文提出批判。然而该文内容过于敏感，为避免刊出后可能引发之政治效应，以他人具名较无顾虑，使徐道邻成为被批评的对象，蒋氏得以从旁观察各方意见。另外，蒋氏此时的工作重心仍在“剿共”，对于中日关系只是关切，而非其主要工作，此亦为其在所谓《秦土协议》、《何梅协议》签订之后，处理对日外交留下一个转圜的空间。关键词蒋中正陈布雷徐道邻《敌乎？友乎？》《外交评论》前言由蒋中正口述、陈布

3、雷笔录，而以徐道邻署名发表的《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以下简称《敌乎？友乎？》）一文，被视为１９３０年代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重要宣示。研究者大多将其附于战前中日关系研究中讨论，亦有少数专门针对该文进行讨论者，如彭敦文以该文为中心，考察３０年代蒋中正的对日思维①；余子道则就该文刊登后所引发论争进行讨论②；王彬彬以《〈敌乎？友乎？〉的前因后果》为题，探讨该文发表的经过等。③不过，就该文本身而言，仍有若干值得探讨的地方：第一，该文登载于１９３４年１２月２０日出版的《外交评论》第３卷第１１、１２期合刊，但根据近年来公布之蒋中正日记，及早先发表的陈布雷回忆录，均显示该文完稿时间实

4、际上在刊登时间之后；第二，该文为蒋中正口述，陈布雷笔录，但发表时却由徐道邻署名，为何由徐氏署名；第三，《敌乎？友①彭敦文：《３０年代蒋介石对日思维———以〈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一文为中心的考察》，《民国档案》２００９年第２期，第９４－１０２页。②余子道：《敌乎？友乎？三十年代关于中日关系的一场论争》，《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１９９８年第２期，第１１１－１１８页。③王彬彬：《〈敌乎？友乎？〉的前因后果》，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学术成果———重要论文，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ｊｕｃｍｌ．ｃｏｍ／ｎｅｗｓ＿ｄｅｔａｉｌ．ａｓｐ？ｉｄ＝１０２４，２０１１年７月２４日

5、阅读。·１４２·《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新探乎？》一文为蒋中正个人对中日关系之意见，而蒋氏在此时非仅该文发表而已，相关场合亦在申言调整中日关系之必要，显见蒋氏主张应与实际主持外交事务之汪兆铭取得了一致意见；第四，该文刊出后，在国内受到相当注意，日本亦意识到该文背景并非单纯，然而该文为何要以他人名义刊出，此一作法事实上使蒋氏得以在１９３５年上半年中日关系紧张之际，扮演旁观者的角色。本文拟就上述问题进行讨论，以进一步明白《敌乎？友乎？》一文之作用。一《敌乎？友乎？》之完稿时间与署名《敌乎？友乎？》一文，由徐道邻署名，登载于１９３４年１２月２０日出版的《外交评论》第３卷第１

6、１、１２期合刊。《外交评论》创刊于１９３２年６月，为国民政府外交部主办之刊物，每月发行一期，主要内容包括外交评论、时事评论及国际情势分析等，重点在于分析日本之政治、军事政策，充分反映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①《敌乎？友乎？》发表后，立即引起国内外各界注意，对于该文作者“徐道邻”撰写此文之动机，亦颇为怀疑，陈布雷称：“既发表后，各报竞相转载，日本之报纸杂志，亦均纷纷转译，颇引起一时之注意。事后日本方面亦渐有疑此文为当局所授意者，然皆将信将疑，但至少与彼邦主张急进之少壮军阀以一打击云。”②至１９５０年９月，蒋中正重刊该文，并加记前言，说明该文撰写及发表经过，曰：民国二十三年秋，中日局势更

7、趋危急，正进入最后关头，极思设法打开僵局，乃在病榻分章口述，而嘱布雷同志笔录其详，以此为中日两国朝野作最后之忠告，期其警觉，克免同归于尽之浩劫。惟以当时政治关系，不便以布雷名义出之，乃托徐道邻君印行，近阅是编，抚今思昔，不禁感慨万千，特付重刊，以备自反，或仍有助于将来东亚民族之前途乎！③外界始确定《敌乎？友乎？》系由蒋中正口述、陈布雷笔录，而以徐道邻名义发表。是月１８日，九一八事变二十九周年，蒋氏主持革命实践研究院总理纪念周，教学员诵读该文，复自记：“此为二十三年秋，口述由布雷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