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幅俄藏中国古籍藏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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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俄藏中国古籍的藏宝图——评叶可嘉、马懿德编《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图书馆收藏王西里院士中国书籍目录》李逸津俄罗斯早在18世纪初彼得大帝改革时期，就十分重视对东方、尤其是自己最大邻国中国文化学术著作的搜集与研究。1700年，彼得大帝在关于向中国派遣东正教修士的谕旨中，就要求“他们能学会汉语、蒙语与中国文书，并了解中国人的迷信崇拜”В·Г·Дацышен：”ИсторияизучениякитайскогоязыкавРоссийскойимперии”.Красноярск：изд.Красноярский

2、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университет.2000,c.15.（В.Г.达奇生：《俄罗斯帝国汉语研究史》，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5页。）。1724年，彼得大帝下令创办俄罗斯帝国科学院，并命令派遣到各国的外交与贸易代表团必须在当地购买介绍该国概况的书籍。参见叶可嘉、马懿德《王西里院士及其对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图书馆馆藏中国善本的贡献》，《王西里院士中国书籍目录》，圣彼得堡2012年版，第Ⅹ页。中国书籍主要由历届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使团成员搜罗购买，此外，还

3、有俄国官方与清政府之间的相互赠书，这就使得俄国图书馆中中国书籍的库藏逐年递增，达到相当可观的规模。仅俄罗斯汉学的重要基地——圣彼得堡大学的图书馆，就藏有汉、满、藏、蒙文书籍近4万册同上。。其中19世纪俄罗斯汉学泰斗瓦·帕·瓦西里耶夫（В·П·Васильев，汉名王西里，1818-1900）院士捐赠给东方系图书馆的个人私藏中国书籍就有600余册。目前这批标有“ВУ”（王西里教学书籍——Васильевскийучебный）索引号的存世书籍还有207种，占东方系馆藏全部中文古籍（2045种）的百分之十

4、略多。这也就是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两位年轻的汉学工作者——叶可嘉（Е·А·Завидовская）与马懿德（Д·И·Маяцкий）于2012年奉献给读者的、装帧精美的《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图书馆收藏王西里院士中国书籍目录》（以下简称《目录》——笔者）所介绍的内容。据两位编者在该书前言《王西里院士及其对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图书馆馆藏中国善本的贡献》中介绍，“王西里教学书籍”包括十大类内容，即：“儒家经典及注释——37种；佛经及佛教书籍——27种；道教、中医书籍——8种；伊斯兰教、基督教相关书籍——16种；文

5、学作品及注释——47种；历史、地理著作及编年表等——47种；类书、目录——8种；辞典、字汇、韵学书等——7种；奏折、诏书、则例等——7种；报纸——2种。”从中可见文学与历史地理书籍为最大宗收藏，其次就是儒学经典与佛教书籍了。儒学经典被放在王西里藏书目录的首要位置，是因为在王西里的心目中，儒学是整个中国文明的基础，而儒家典籍是中国文学异常重要的内容。在他1880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纲要》代前言中曾这样写道：“在整个中国文明的基础上，在全部广博而多种多样的中国文学中，有着儒学，它创造了自己的语言，……除去

6、儒学能否谈论其他什么东西？”В·П·Васильев：”Очеркисториикитайскойлитературы”.С-Петербург.1880.c.3.（В·П·瓦西里耶夫：《中国文学史纲要》，圣彼得堡1880年版，第3页。）所以在他总共163页的《中国文学史纲要》中，论述中国儒学的部分竟占去了83页。从叶、马《目录》所列儒学经典看，中国儒家“五经”，即《诗》、《书》、《礼》、《易》、《春秋》全有收藏，而且许多是“御制”、“钦定”、“御纂”的官方精印版本，年代也比较久远。如《御制周易折中》

7、（BУ1）、《钦定书经传说汇纂》（BУ3）、《钦定诗经传说汇纂》（BУ4）《四书大全》（BУ6）等，都是清代康熙、雍正年间，也就是18世纪初期的刻本，至今已弥足珍贵。其中如宋末元初著名理学家、教育家陈澔（1260-1341）所著之《礼记集说》（BУ114、258），乃是连接宋清礼学的重要纽带，明清两代公私学堂的“御定”课本，科举考试必读书。《目录》中还有日本刊刻的朱熹集注《四书白文》（BУ243，日本文化九年公元1813年刻本）、《论语、孟子、中庸》（BУ244，日本明治二十五年公元1892年刻本）等

8、，可作为研究中外文化交流、中国儒学对海外影响的重要史料。王西里藏书第二位的是佛教典籍。因为王西里早年在喀山大学历史语文系学习时，最初的研究方向是蒙古语。他的硕士学位论文导师是俄国蒙古学奠基人、科学院院士О·М·柯瓦列夫斯基（1800-1878）教授。柯瓦列夫斯基在佛教研究方面造诣很深，在他的建议下，王西里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对佛教与东方思想的研究上，于1839年用蒙文写成硕士学位论文《论佛教哲学的基础》（Обоснованияхбуддийскойфило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