鼎与鼎文化小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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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鼎与鼎文化小史　　鼎是中国文明史上独具特色的器物，沿用时间之长，被赋予内涵之丰富，罕有其匹，一度被称为“中国文明的一种象征”。许慎《说文解字》释鼎为“三足两耳，和五味之宝器也”。其对鼎形的定义未必恰当，然于鼎“和五味之宝器也”的功能界定却极具意义，一则指出鼎是作为炊器而存在，二则指出鼎是“宝器”，亦即具有礼器功能，甚至于是国之重器。纵观鼎发展的历史，鼎由炊具发展为礼器，进而成为国家政权的象征，最终成为文化符号。　　一、鼎之初现　　关于陶鼎的产生，历来众说纷纭，或以为源自乳钉三足器（王兴堂、蒋晓春：《裴李岗文化陶鼎的类型学分析――兼谈陶鼎的渊源》，《中原文物》2009年第2期），或

2、以为产生于带支脚炊器（严文明：《中国古代的陶支脚》，《考古》1982年第6鼎与鼎文化小史　　鼎是中国文明史上独具特色的器物，沿用时间之长，被赋予内涵之丰富，罕有其匹，一度被称为“中国文明的一种象征”。许慎《说文解字》释鼎为“三足两耳，和五味之宝器也”。其对鼎形的定义未必恰当，然于鼎“和五味之宝器也”的功能界定却极具意义，一则指出鼎是作为炊器而存在，二则指出鼎是“宝器”，亦即具有礼器功能，甚至于是国之重器。纵观鼎发展的历史，鼎由炊具发展为礼器，进而成为国家政权的象征，最终成为文化符号。　　一、鼎之初现　　关于陶鼎的产生，历来众说纷纭，或以为源自乳钉三足器（王兴堂、蒋晓春：《裴李岗文

3、化陶鼎的类型学分析――兼谈陶鼎的渊源》，《中原文物》2009年第2期），或以为产生于带支脚炊器（严文明：《中国古代的陶支脚》，《考古》1982年第6期）。从现有资料看，后一说无疑还是更让人信服。考古发现早期陶支脚，从黄河流域磁山文化至海岱地区北辛文化、青莲岗文化，再到长江流域河姆渡文化，都有广泛的分布。且在同一考古学文化内部，带支脚炊具整体都较陶鼎的出现和使用为早。如河姆渡文化早期多见陶支脚与圜底釜，至其晚期大量出现鼎，并在与陶支脚和釜并行存在一段时间之后渐次取代其功能。北辛文化亦有大量的陶支脚，与之配合使用的应是圜底釜，同时也发现有深腹圜底鼎，从形制与功能来看，圜底鼎应是从带支

4、脚的圜底釜发展而来。河北武安磁山文化带支脚陶盂应当是考古发现最早的陶支脚。紧邻磁山文化的裴李岗文化所见炊具却与此极不相同，如新郑裴李岗遗址发现有陶鼎（图一），而无陶支脚，或许黄河中游陶鼎取代带支脚炊具的时间较早。若要考察陶鼎的起源，那么先民的起灶方式是一个不能不考虑的因素。平地起灶，或者稍微下挖地面以成灶是新石器时代先民们惯用的炊食方式，如河南新密莪沟北岗遗址F2中灶址即如此。推想最早应是在釜、罐、钵等炊具下垫些石块，中间留有空隙以容火，后来发展成用专门的陶支脚，最后陶支脚与器身结合，形成了鼎这种三足器。陶支脚的使用在沿海地区更为广泛，但是陶鼎的最初出现却是来自尚未发现使用陶支脚

5、的裴李岗文化，或许正是由于黄河中游的郑州一带少有使用陶支脚的传统，而可以有所突破，最先制造出鼎这样一种三足炊器。　　二、鼎之扩张　　鼎在中原诞生后，不断向周围扩散其影响，并较为广泛地被接受与使用。就黄河中游的陶鼎使用来看，仰韶时期，以洛阳东部为界，以西的渭河流域、直至豫西晋南一线，自庙底沟类型至西王村类型都以釜、灶作为传统炊器，而以东的豫中、豫北、冀南等地从后岗一期类型到大司空一期类型则都以鼎作为炊器。这种情况至龙山时代的早期开始得到转变，无论渭河流域的客省庄文化、抑或豫西晋南的庙底沟二期文化又或是豫中的王湾类型，甚至豫北、冀南、冀中的后冈二期类型，都普遍以鼎作为炊器，鼎由此完成

6、了在黄河流域的扩张。与河南龙山文化同时期的山东龙山文化、江汉流域屈家岭文化、东南沿海良渚文化此时都以鼎作为主要炊器。部分陶鼎制作变得精美起来：陶质多用泥质或夹细砂，与作为炊器的陶鼎惯用夹砂陶以增强耐热性的要求背道而驰，并且陶鼎的表面多做磨光处理，或在鼎的某一部分应用一些特殊工艺，如鼎足的镂孔等，使陶鼎更为细腻美观。这表明部分陶鼎已衍生出了礼器职能。上海青浦福泉山出土的红陶鱼鳍形足鼎、黑陶细刻纹镂孔足鼎、浙江吴兴钱山漾出土的扁足陶鼎、山东潍坊姚官庄出土的磨光黑陶鼎（图二）都是此类礼制性陶鼎的代表性器物。而中国历史上大型城址亦普遍于此一阶段出现，中原地区有淮阳平粮台、登封王城岗和新密

7、新砦古城址，山西有陶寺城址，山东有章丘龙山城子崖，江汉流域有石家河城址，江浙则有莫角山城址。基本格局是以这些大型城址为中心形成诸多遗址群，周边遗址之规模多与中心城址之远近关系成正比，说明城邦之间多层级的政治结构已形成。《世本》：“鲧作城郭”，《吕氏春秋》：“夏鲧作城”，禹父鲧的生活年代刚好是龙山文化的晚期，是中国进入文明社会的前夜。　　三、鼎之象征　　中国最早铸造铜鼎的传说可以上溯到黄帝。《史记?封禅书》：“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又“黄帝作宝鼎三，像天、地、人。”《鼎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