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PPT课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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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史学的独立与多途发展第一节　社会文化发展状况第二节　史学的独立与多途发展第三节　正史撰述的发展第四节　地方史志第五节　家史与谱牒第六节　史注的发展 梁启超:“两晋六朝，百家芜秽，而治史者独盛，在晋尤然”。史家辈出，史书数量剧增、史书种类繁多。魏晋南北朝约300多年的时间里，史学著作较前增加了40多倍。《后汉书》、《三国志》等与《史记》、《汉书》并列被称为“前四史”的著作，就成于这一时期。 第一节社会文化发展状况一、经学的兴衰二、书写材料的发展三、政治形势与门阀制度 一、经学的兴衰1、东汉时期经学的极盛与衰落：东汉为“经学极盛时代”（皮锡瑞《经学历史》）魏晋为“经学中衰时代”；南北朝为“经学分立时代”。（皮锡瑞《经学历史》） 两汉经学的极盛：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议，儒家经学在汉代取得了统治地位；东汉章帝“亲制临决”的“白虎观会议”，将儒家经学以法典的形式颁布于世。 白虎观会议汉章帝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集会白虎观，讲义五经同异。使五官中郎将魏应承制问，侍中淳于恭奏，章帝亲临现场，裁定对错，决定取舍。这样一连数月，问题才得以解决，此为白虎观奏议。钦定的奏议，赋予了光武以来儒家经典与谶纬迷信相结合的神学性与国教化性质。作为这次历史性会议结果的集中体现者，是《白虎通义》，又称《白虎通德论》、《白虎通》等。《旧唐书·经籍志》说它是汉章帝撰，《新唐书·艺文志》说它是班固撰。实则是班固作为史臣对当时的白虎奏议加以系统整理的结果。《白虎通义》实际就是这次会议的记录。全书共分4卷，书中除征引六经传记外，杂以谶纬，将今文经学与谶纬糅合一起，体现出东汉统治思想的特点。］ 东汉经学的衰落：第一，烦琐化发展：取士以通一经为准；太学博士分经而设，各自传授弟子，分经考试入仕。《汉书•儒林传•赞》：“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迄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寝盛，交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桓坛《新论》：西汉末秦近君（秦薛）解说《尚书》，仅“尧典”一篇就讲有十余万言，第一句话“曰若稽古”四字即讲三万字。 第二、禁锢思想与妨碍人才流动西汉学经须严格遵从师法、家法，如违家法，便入仕无门。东汉“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后汉书•儒林传序》）察举孝廉时，“诸生试家法。”（《后汉书·左雄传》）魏晋行九品取士法，名门子弟自可坐致富贵显达，贫贱下士学经也于致仕无助。 《颜氏家训•勉学篇》：“汉时贤俊，皆以一经弘圣人之道，上明天时，下该人事，用此致卿相者多矣。末俗已来不复尔，空守章句，但诵师言，施之世务，殆无一可。故（南朝）士大夫子弟，皆以博涉为贵，不肯专儒。”时人轻视经学：今之学者，师商、韩而上法术，竞以儒家为迂阔，不周世用。”（《三国志•魏书•杜恕传》》） 2、儒、道、玄思想的妍融“迄至正始［三国魏齐王曹芳年号］，务欲守文，何晏之徒，始盛玄论，于是聃［老子］、周［庄子］当路，与尼父争途矣。”（《文心雕龙·论说篇》）南朝宋元嘉年间，官府设儒、玄、史、文四学，以教授生徒；南朝齐也有“玄、儒、文、史”四科之设。 “名教出于自然”：儒家强调按照身份名称去规定每个人的社会责任和义务的理论，历史上称之为“名教”；道家主张随顺个人的自然本性的理论，称之为“自然”。王弼强调人的道德行为是其本性的一种自然表露，一切社会道德规范（和制度）体现了人的本性中的各种自然感情。 二、书写材料的发展桓玄以纸代简：东晋末年，豪族，废晋安帝，改国号为楚“古无纸，故用简，……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太平御览·文部·纸》）简牍文书从此基本绝迹，纸不仅在民间通用，而且成为官府文件的载体。竹纸于唐代问世，用竹造纸是中国造纸技术史上的又一重大革新。雕版印刷至迟在八世纪初已出现（现存最早的印刷品出于8世纪初）。 三、政治形势与门阀制度1、政治分裂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更替频繁，分裂割据普遍，历朝、各国均有修史愿望。为前朝（国）修史，作为统治龟鉴。修本朝（国）史书，表彰先人功业。由于政治上的分裂，政府对私人撰史书没有严格的限制，为私人撰述历史留下了空间。于是在皇朝史之外，形成了种类繁多的史学体裁。 2、史官制度的新发展“国史之狱”崔浩：清河崔氏；辩姓族；历仕三朝：道武、明元、太武；司徒；以司徒监秘书事。当时有史官闵湛、郗标等，建议把国史刊刻在石上，以彰直笔。他们的建议被崔浩采纳，太子也表示赞赏。于是，在天坛东三里处，营造了一个国史和《五经注》的碑林，方圆130步，用工300万告成。 该国史秉笔直书，尽述拓跋氏的历史，详备而无所避讳，其中直书了拓跋氏一些不愿人知的早期历史。而石碑树立在通衢大路旁，引起往来行人议论。鲜卑贵族看到后，无不愤怒，先后到太武帝前告状，指控崔浩有意暴扬国恶。太武帝遂诛杀崔浩，清河崔氏同族无论远近，姻亲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都被连坐灭族。秘书郎吏以下也都被杀。 太武帝与高允答问：崔浩惨遭灭族，高允因得到太子庇护而幸免于难，但当太武帝拓跋焘向其当面问及此事时，却词不稍屈，冒死称浩“直以犯触，罪不至死”。高允论史籍功能：“夫史籍者，帝王之实录，将来之炯戒；今之所以观往，后之所以知今。是以言行举动，莫不备载，故人君慎焉。……（崔浩）书朝廷起居之迹，言国家得失之事，此亦为史之大体，未为多违。” 时人论史职的功能西魏史官柳虬主张把史官独立记载的史事直接公诸当世“然后付之史阁，庶令是非明著，得失无隐；使闻善者日修，有过者知惧。”高欢“我后世功名在卿［魏收，《魏书》作者］手，勿谓我不知……好直笔，我终不作魏太武帝诛史官。” 3、门阀制度的兴盛门阀制度，强调政治上按门第高下选拔与任用官吏；社会生活上强化“士庶之际”。对史学的影响主要反映在谱牒学的兴盛：（1）谱系之书复兴：（2）正史大量为门阀士族立传 （1）谱系之书复兴：先秦时期的《世本》一书，主要记载帝王、诸侯、卿大夫的世系，反映的是周代以来奴隶社会的宗法制度；秦至西汉时期，家谱、世系类著作衰落，《汉书•艺文志》数术大类、历谱小类显示，“谱”只存在于先秦时期，西汉则全无；西汉只有“帝王年谱”；东汉魏晋以后，家谱类著作大量出现：《隋志》中有“百家谱”（如王僧孺的《百家谱》、贾执的《百家谱》、傅昭的《百家谱》等）、有州谱（如《冀州姓族谱》、《盖州谱》等）、有各大族谱（如“谢氏谱”、“杨氏谱”等）。谱学亦于此时出现。 《隋书•经籍志》著录谱系类书41部，通计亡书共53部，几乎全为魏晋南北朝时著作；《世说新语》刘孝标注所引家谱多达40种左右； 谱系之书复兴的原因：第一、选拔官吏的需要：门阀制度下，清官要职须依谱牒由士族特别是高级士族担任，故掌选举任命之吏部官员也需谙谱学。宋王僧绰“累迁尚书吏部郎，参掌大选，究识流品，任举咸尽其分”（《南史·王僧绰传》）；陈姚察任吏部尚书，“尤善人物，至于姓氏所起，枝叶所分，官职姻娶，兴衰高下，举而论之，无所遗失”（《陈书·姚察传》）；陈孔奂任吏部尚书，“鉴识人物，详练百氏，凡所甄拔，衣冠搢绅，莫不悦伏”（《陈书·孔奂传》）；北魏李神俊因“朝廷旧章及人伦氏族，多所谙记”，而任吏部尚书。（《魏书·李神俊传》）梁武帝时，设专掌氏族谱牒的机构谱局。 第二、防寒人冒充士族、逃避徭役：南齐庶族竟相“改注籍状，诈入仕（士）流。昔为人役者，今反役人。”（《南齐书·虞玩之传》）梁尚书令沈约上言检规伪造家谱的“巧伪”，防止他们“百役不及，高卧私门，致令公私阙乏，是事不举。”（《通典·食货典·乡党》）第三、炫耀门第、保持士族内婚： （2）正史大量为门阀士族立传：《南齐书•王僧虔传》：“王僧虔，琅邪临沂人也。祖珣，晋司徒。伯父太保弘，宋元嘉世为宰辅。……父昙首，右光禄大夫。”《魏书》记赵郡李顺，子孙五十九人俱有传；陇西李宝，后人五十余人有传；鲜卑贵族穆崇子孙六十六人皆有传。弘农杨愔对魏收说：“但恨论及诸家枝叶亲姻，过于繁碎，与旧史体例不同耳。”（《北齐书·魏收传》） 第二节　史学的独立与多途发展一、史学取得独立地位二、史官制度新发展三、史学的多途发展 一、史学取得独立地位 1、史书数量与种类的增加（1）数量《汉书·艺文志》将史书类附着于《春秋家》之后，凡12种，552篇。《隋书·经籍志》中史部书达到13种，817部，13264卷。其中除了少数是东汉、隋朝的作品外，绝大部分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成就。史学取得独立的地位就在这个时期。时代数量资料出处先秦至西汉31部姚振宗《廿五史补编》至东汉196部至隋817部亡书57部《隋书·经籍志》 （2）种类除了记载一朝历史的皇朝史外，还出现了民族史、地方史、家族史、人物传、域外传、史论、史注等。王粲《英雄记》法显《佛国记》 2、史部独立（1）汉代的图书分类：班固《汉书•艺文志》依《七略》分类，即六艺略（后来的“经”部）、诸子略（后来的“子”部）、诗赋略（后来的“集”部）、兵书略（后来的“子”部）、数术略、方技略（均入后来的“子”部），没有“史”部，甚至于“略”下的“种”中，亦无“史”之小类。马端临指出：“盖《春秋》即古史，而《春秋》之后，惟秦汉之事，编帙不多，故不必特立史部。”（《文献通考•经籍考•史部•正史各门总》） （2）三国、西晋时期“史部“独立：曹魏秘书郎郑默编《中经》，其具体分类法已不祥晋初荀勖以《中经》为底本，写成《中经新簿》，此书将图书分为四部：甲部为经书；乙部为诸子；丙部为史书；丁部为诗赋之书。东晋著作佐郎李充作《晋元帝书目》，“因荀勖旧簿四部之法，而换其乙、丙之书。”（阮孝绪《七录•序》） 梁阮孝绪《七录》，将史部独立出来。《七录•记传录•序论》云：“刘、王并以众史合于《春秋》。刘氏之世，史书甚寡，附见《春秋》，诚得其例。今众家记传，倍于经典，犹从此志（指《今书七志•经典志》），实为繁芜。且《七略》诗赋不从六艺诗部，盖由其书既多，所以别为一略。今依拟斯例，分出众史，序《记传录》，为内篇第二。”（［南朝梁］阮孝绪：《七录•记传录•序论》）《隋书•经籍志》以经、史、子、集名四部，另附道、佛二类；并在史部下再设十三小类。仍有学者沿用《七略》分类法：南朝齐王俭《今书七志》，以史附经； 二、史学的多途发展1、撰述皇朝史的高潮一类是撰述前朝历史以总结经验教训；一类是撰述本朝历史以宣扬开国创业的功业。2、其他史著的发展除了记载一朝历史的皇朝史外，还出现了民族史、地方史、家族史、人物传、域外传、史论、史注等。王粲《英雄记》法显《佛国记》 三、史官制度的新发展1、专职史官的出现：曹魏首设专官著史：魏明帝太和年间，中书省设“著作郎”、“佐著作郎”各一人，“专掌史任”。“著作郎，周左史之任也。汉东京图籍在东观，故使名儒著作东观，有其名，尚未有官。魏明帝太和中，诏置著作郎，于此始有其官，隶中书省。”（《晋书•职官志》） 西晋著作郎改隶秘书省，号大著作郎，增至八人：“元康二年，诏曰：‘著作旧属中书，而秘书既典文籍，今改中书著作为秘书著作。’于是改隶秘书省。后别自置省而犹隶秘书。”秘书郎的职掌为编撰史书（主要是国史），“著作郎始到职，必撰名臣传一人。”（《晋书•职官志》） 北魏再专设记君主日常言行、处理政事的起居令史：“后魏始置其起居令史，每行幸宴会，则在御左右，记录帝言及宴宾客训答。”汉时，起居令史之职由御史所掌；魏晋之后，则由著作佐郎兼领起居注事；北魏专置起居令史，侍从皇帝，后又别置修起居注二人。“起居注、著作之任，自此而分也。”（《通典·职官三》） 2、国家对史书编纂干预的增多：（1）诏撰已不属个别：沈约奉南齐武帝诏修《宋书》；南齐武帝命王智深撰《宋纪》30卷、吴均撰《通史》，“起三皇迄齐代。均草本纪、世家已毕，唯列传未就，卒”（《南史·文学吴均传》）；宋废帝命王珪之撰《齐职仪》，“以宋元徽二年，被敕使纂集古设官历代分职。”（《南齐书·王珪之传》）书成已至齐代，上呈存秘阁。（2）私人撰史请求皇帝诏许：萧子显欲撰《南齐书》，向皇帝“启撰《齐史》，书成，表奏之，诏付秘阁。”（《梁书·萧子显传》） （3）北齐出现“大臣统领”制：“大臣统领”称“监修”，平原王高隆之“以本官录尚书事，领大宗正卿，监国史。”（《北齐书·高隆之传》）（4）隋禁私撰史著：隋文帝初年，“制禁私撰史。”开皇十三年（593），文帝再下禁令：“人间有撰集国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绝。”（《隋书·高祖纪》）王劭私著《齐书》，隋文帝“遣使收其书。”（《隋书·王劭传》） 虽然国家干预增多，但编纂中的私修特征依然突出：“大臣监修”流于形式：高隆之虽为《魏书》总监，但并“不涉学”，实际之责由魏收一人总揽：挑选史官，“所取史官，惧相凌忽，故刁（柔）、辛（元植）诸子并乏史才”；《魏书》的体例、序、论等，“皆独出于收”；“收性颇急，不甚能平，夙有怨者，多没其善。每言：‘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当使入地。’”（《北齐书·魏收传》）此时质量较高的史著仍为私撰：陈寿的《三国志》、范晔的《后汉书》、习凿齿的《汉晋春秋》、袁宏的《后汉纪》等。 第三节正史撰述的发展一、撰写皇朝史的高潮二、司马彪《续汉书》八志三、范晔与《后汉书》四、陈寿与《三国志》五、沈约《宋书》六、萧子显《南齐书》七、魏收《魏书》八、编年体类－－袁宏《后汉纪》 一、撰写皇朝史的高潮“一代之史，至数十家”。关于东汉史的撰述：东吴谢承《后汉书》130卷，晋薛莹《后汉记》100卷，司马彪《续汉书》83卷，范晔《后汉书》90卷，袁宏《后汉纪》30卷，张璠《后汉纪》30卷。关于三国史：魏鱼豢《魏略》50卷，魏王沈《魏书》44卷，吴韦昭《吴书》55卷，晋陈寿《三国志》，习凿齿《汉晋春秋》，裴松之《三国志注》。 关于晋史：晋史今可考者23家，出于晋代者12种。关于十六国史：以《十六国春秋》为代表。关于南朝史：沈约《宋书》100卷，裴子野《宋略》20卷，萧子显《齐书》60卷，顾野王《陈书》三卷关于北朝史：崔浩《国书》、魏收《魏书》 二、司马彪《续汉书》八志司马彪字绍统，是西晋宗室，高阳王司马睦的长子。他专精学习，博览群书，不事交游。公元306年死去，时年60余。所著《续汉书》，纪志传凡80篇。其书是以谯［qiáo］周所删削的《后汉史》为蓝本，又补入安帝、顺帝以下之缺而成，在诸家后汉史中是较好的一部。 《续汉书》八志：《律历志》、《礼仪志》、《祭祀志》、《天文志》、《五行志》、《郡国志》、《百官志》、《舆服志》。《郡国志》记录东汉以来地理情况，《百官志》记录东汉官制，它们对地理历史和官制沿革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资料，可以上接《汉书》的《地理志》和《百官公卿表》。《舆服志》是新创志目，记载车仗、服饰制度，是典章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南朝梁人刘昭为《后汉书》作注时，取晋司马彪《续汉书》中的八志，补入范书。 三、范晔与《后汉书》（一）关于范晔（二）《后汉书》的体例及成书（三）《后汉书》的编纂特点（四）范晔的史学思想 （一）关于范晔范晔（398-445），字蔚宗，顺阳（今河南淅川）人，与裴松之同时。父范泰，长于经学，能文章，仕于东晋、刘宋两朝，均任高官。 范晔“少好学，博涉经史，善为文章，能隶书，晓音律。”他“出继从伯弘之，袭封武兴县五等侯。”初为彭城王义康冠军参军，历官至尚书吏部郎。元嘉九年（432），因于彭城太妃（义康生母）丧间饮酒作乐，触怒义康，左迁为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删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后为宋文帝赏识，累官至左卫将军、太子詹事。元嘉二十二年（445），范晔被告参与谋立大将军彭城王义康，入狱被杀，时年四十八岁。 （二）《后汉书》的体例及成书体例：范晔云：“《春秋》者，文既总略，好失事形，今之拟作，所以为短。纪传者，史、班之所变也，网罗一代，事义周悉，适之后学，此焉为优。故继而述之。”（《隋书·魏澹传》）欲遍作诸志，前汉所有者悉令备。（见本传中之《狱中与诸甥侄书》）著书计划及中挫：范晔计划全书有十纪、十志、八十列传，十志委谢俨。至范晔被捕，只完成纪、传部分，谢俨在“搜撰垂毕，遇晔败，悉蜡以覆车。宋文帝令丹阳尹徐湛之就俨寻求，已不复得，一代以为恨，其志今阙。”（《后汉书·皇后纪下》李贤注引沈约《谢俨传》） 梁刘昭为范书作注时，取司马彪《续汉书》之律历、礼仪、祭祀、天文、五行、郡国、百官、舆服八志，“注以补之”（刘昭《后汉书注补志序》）。今本范晔《后汉书》记自汉光武帝建武元年（25），至献帝建安二十五年（220），记载了东汉一百九十六年的历史。全书共计120卷，纪10卷，列传80卷，志30卷。 （三）《后汉书》的编纂特点1、设立突出时代特点的“类传”：赵翼《廿二史札记·后汉书编次订正》：“至其编次卷帙，如《循吏》、《酷吏》、《宦者》、《儒林》、《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外戚》等《传》，既各以类相从矣，其他列传自应以时代之先后分别编次，乃范《书》又有不拘时代，而各就其人之生平以类相从者。此亦本之《史记》，如老子与韩非同传，屈原与贾谊同传，……。《后汉书》亦仿此例，如卓茂本在云台图像内，乃与鲁恭、魏霸、刘宽等同卷，以其皆以治行著也。郭伋、杜诗、孔奋、张堪、廉范，皆国初人，……亦以其治行卓著也。” 类传的历史渊源：范晔“详观古今著述及评论”，“删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宋书·范晔传》）承华峤《汉后书》，设《皇后纪》：“东京皇统屡绝，权归女主，外立者四帝，临朝者六后。”承谢承《后汉书》、司马彪《续汉书》，设党锢、宦者、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列女七类传。 根据东汉时期独特的社会风气和时代特色，在《后汉书》中首创《列女传》，”搜次才行尤高秀者，不必专在一操而已”（《列女传》）因此他把“博学有才辩，又妙于音律”的蔡文姬收入该传，而蔡文姬曾先后嫁给卫仲道、匈奴人、董祀。此例一开，后史多沿用，从而使妇女在正史中占有一席之地。但后史多将《列女传》改为《烈女传》。 建立了《文苑列传》，把文学从经学的附庸中独立出来而与儒林并列，反映了当时重视文学的社会风气。　　还创立了《党锢》、《宦者》、《独行》、《逸民》等传，反映了东汉政治上一个突出现象：外戚与宦官交替掌权，互相斗争，皇帝随立随废。而对于那些”逸民”，东汉统治者礼遇甚厚，（以严光为例）。范书揭露了统治者通过那些戏剧性的征、聘、召、赐，以达到”举逸民天下归心”的目的。（《逸民传》） “其（范晔）所瞩目者，不在体例是否创新，而在与东汉政治紧密相关的问题，也即其强调的‘因事就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范晔《后汉书》的最突出特点，不在编纂体例而在寓论于史。”谢保成《中国史学史》（一） 2、重“论赞”：范晔的“赞”“详观古今著述及评论，殆少可得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无例，不可甲乙。博赡不可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至于《循吏》已下及六夷诸序论，笔执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篇》，尝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又欲因事发论，以正一代得失，意复未果。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此书行，故应有赏音者。纪传例为举其大略耳。诸细意甚多，自古体大而思精，未有此也。恐俗人不能尽之，多贵古贱今，所以称情狂言耳。”（范晔与其侄及甥书，载刘昭注《后汉书·循吏传·赞》） 3、文笔优美：《后汉书》取代《东观汉记》，与《史记》、《汉书》并称“三史”。刘知几称赞《后汉书》：“窃惟范晔之删《后汉》也，简而且周，疏而不漏，盖云备矣。”（《史通·补注》） 4、据事直书，立论持平与《三国志》相比，《后汉书》记载东汉未年的史事能做到秉笔直书。如记载“曹操自为丞相”，“曹操自立为魏公，加九锡”，“曹操自号魏王”等。《三国志·魏武帝纪》”汉以众望在魏，乃召群公卿士，使张音奉玺绶禅位”。《后汉书·献帝纪》“魏王丕称天子，奉帝为山阳公”。（详见赵翼《廿二史札记》卷6“后汉书三国之书法不同处”）　　在《李膺传》中，他评论道“是时朝廷日乱，纲纪颓驰，膺独持风裁，以声名自高”“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污秽朝廷”。 （四）、范晔的史学思想：1、把”忠义”作为衡量历史人物的重要条件：　　如《党锢列传》中，他歌颂了那些在权势面前不低头，敢于同恶势力作斗争的人物，如李固、陈蕃、李膺、范滂等，对他们的遭遇深表同情。《独行传》中所记24人，有9人不仕于王莽新朝和公孙度等政权。有6人以忠于长官而闻名。 B、反对佛教、图谶和阴阳禁忌：《宋书·范晔传》”晔常谓死者神灭，欲著《无鬼论》”。在《后汉书·西域传》批评佛教是”好大不经，奇谲不已”。《后汉书·郭躬传》附载吴雄（廷尉）”少时家贫，丧母，营人所不封者，择葬其中。丧事趣办，不问时日，巫皆言当族灭，而雄不顾。及子沂、孙恭，三世廷尉，为法名家”。通过具体事例来揭露因果报应等迷信思想的虚妄。 在《后汉书》中，他还揭露了东汉皇帝笃信图谶的愚蠢可笑行为。在《桓谭传》中，”是时帝方信谶，多以决定嫌疑”，”有诏会议灵台所处，帝问谭曰：‘吾欲以谶决之，何如？’谭默然良久，曰：‘臣不读谶’。帝问其故，谭复极言谶之非经。帝大怒曰：‘桓谭非圣无法，将下斩之’。”这是对光武帝愚昧迷信、无知专横的深刻揭露，同时对桓谭反对图谶的斗争，传中一再给予肯定和颂扬。　　当然范晔是一个不彻底的无神论者。《光武帝纪论》用了近300字，补叙天子受命之符。”及始起兵还舂陵。远望舍南，火光赫然属天，有顷不见。……其王者受命，信有符乎？不然，何以能乘时龙而御天哉？” 四、陈寿与《三国志》（一）陈寿介绍（二）《三国志》成书及编纂特点（三）陈寿的史学思想 （一）陈寿的生平陈寿（233——297），西晋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人；少受业于著名史家谯周，谯周撰《蜀本纪》、《益都耆旧传》；他经历了蜀汉、西晋两个朝代。在蜀汉任观阁令史（掌图籍文书），在西晋，任佐著作郎、著作郎。在任佐著作郎期间，编辑成《诸葛亮集》二十四卷和《益部耆旧传》。武帝太康元年（280）灭吴，时年48岁，开始撰写《三国志》。取前人魏、吴记载，自采蜀书史料，成《魏吴蜀三国志》（“绝不会晚至太康十年［289］”，谢保成《中国史学史》）； 陈寿撰写《三国志》以前，魏、吴两国官、私均有国史著述。如王沈《魏书》、鱼豢《魏略》、韦昭《吴书》等。这些均是陈寿的主要参考资料。加之陈寿亲历蜀汉，对故国文献早有留意，因此对史事的记载较为正确。《三国志》撰成后，”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晋书·本传》）公元297年，陈寿去世后，晋惠帝诏令河南尹、洛阳令派人到陈寿家抄录一部《三国志》，（《晋书·陈寿传》）这标志着《三国志》正式被统治者所认可。 （二）《三国志》的内容和编纂特点1、内容：《三国志》计《魏书》30卷、《蜀书》15卷、《吴书》20卷，共65卷，有纪、传，无表、志。《三国志》记事，起于东汉灵帝光和末年（184）的黄巾起义，迄于西晋灭吴（280），所记不限于三国时期（220-265）。 2、编纂特点：（1）编撰体例上既体现了尊魏，又显示了三分天下的事实：《三国志》以曹魏为正统：《魏志》有本纪、有列传，吴、蜀只有列传（实际吴、蜀诸王仍按编年记述，只名义上未称本纪）；对三国创立者的称谓上：对曹操，《魏书》称太祖（迎献帝至许昌后，称公、魏公、魏王），《蜀书》、《吴书》则称曹公；对刘备，《蜀书》称先主，《魏书》、《吴书》则以名相称；对孙权，全书一概称名。在纪年上：魏、蜀、吴三书各以本国年号纪年，并以魏国纪年贯串。如记蜀后主刘禅继位、改元时，即曰“是岁魏黄初四年也。”（《三国志•蜀书•后主传》）作者以三国之史并列，分署《魏书》、《蜀书》、《吴书》，在编纂体例上体现了三国鼎立的事实。 （2）叙事简洁（以致疏略）：如曹操于196年许”屯田”，书中只记”是岁……始兴屯田”。关于九正中正制：《魏书·陈群传》”制九品官人法，群年建也”，具体内容不详。时人称赞陈寿：“善叙事，有良史之才。”（《晋书·陈寿传》）“夏侯湛时著《魏书》，见寿所作，便坏己书而罢。张华深善之，谓寿曰：‘当以《晋书》相付耳。’其为时所重如此。”（《晋书·陈寿传》） 《三国志》叙事简洁的原因：当时学术风格的影响。魏晋史书多繁芜，“时无良史，记述烦杂。”（《晋书·司马彪传》）西晋华峤作《汉后书》，“以《汉纪》烦秽，慨然有改作之意”；（《晋书·华峤传》）东晋袁宏曰：“予尝读后汉书，烦秽杂乱，睡而不能竟也。”（《后汉纪•自序》） 东晋张辅评马、班之史曰：“又论班固、司马迁云：‘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叙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班固叙二百年事乃八十万言，烦省不同，不如迁一也。良史述事，善足以奖劝，恶足以鉴诫，人道之常。中流小事，亦无取焉，而班皆书之，不如二也。”（《晋书·张辅传》） “从两汉之际到东晋，先是在经学领域，而后又在史学领域中出现了一种追求简略的风气。而一到南朝则风气大变，简略不一定是优点，繁富也不一定是缺陷。”胡宝国《汉唐间史学的发展》 （3）为司马氏迴护：刘知几指出：“当宣（司马懿）、景（司马师）开基之始，曹（曹髦）、马（司马昭）构纷之际，或列营渭曲，见屈武侯，或发仗云台，取伤成济。陈寿、王隐咸杜口而无言。”（《史通·直书》）清赵翼《廿二史札记》专列《三国志多迴护》一篇，对书中曲笔迴护之处加以列举和评论。 高贵乡公（魏少帝）曹髦亲自率兵讨伐司马昭，被司马昭指使成济杀害。这在《汉晋春秋》、《魏氏春秋》等书中均有记载。而《高贵乡公纪》只书“高贵乡公卒年，年二十。”不仅如此，还载入司马昭奏议，将弑君罪魁写成为讨贼有功之臣。对魏、蜀之间的战争，凡魏胜则大书特书，而蜀、汉的几次胜魏，魏纪中皆只字不录。开启了后代书写“禅让”之事的模式：“自陈寿作《魏本纪》，多所回护，凡两朝革易之际，进爵封国，赐剑履，加九锡，以及禅位，有诏有策，竟成一定书法。以后宋、齐、梁、陈诸书悉奉为成式，直以为作史之法固应如是。”（赵翼《廿二史札记》专列《三国志多迴护》） “陈寿叙事往往作到隐讳而不失实录，扬善而不隐蔽缺点。”（白寿彝《陈寿的“史才”》）“《三国志》虽多回护，而其剪裁斟酌处，亦自有下笔不苟者，参订他书，而后知其矜慎也。”（《廿二史札记·三国志书事得实处》） （4）《三国志》在选材上非常慎重。裴注《三国志》中所引材料，陈寿在当时都能看到，但是他没有采用。比如《魏略》、《九州春秋》均记诸葛亮先见刘备，刘备以其年少，以诸生礼待之。然陈寿据《出师表》”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的自述，写道：”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再如“空城计”，是据王隐《蜀记》：建兴五年（227）诸葛亮北伐屯兵阳平（山东冠县北），司马懿率二十万至城下，诸葛亮设“空城计”。据考证，时司马懿为荆州都督，镇守宛城（今南阳），而诸葛亮时在汉中，不可能发生“空城计”这样的事。故陈寿弃此记载不用。 （5）《三国志》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反映魏晋时期士大夫中间流行的品题人物的风气。如记乔玄称曹操是命世之才；徐庶称诸葛亮为卧龙。评论曹操是“非常之人，超世之杰”。刘备是“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机权干略，不逮魏武”。孙权是“屈身忍辱，任才尚计，有勾践之奇英”。批评关羽、张飞“并有国士之风，然羽刚而自矜，飞暴而无恩，以短取败，理数之常也”。周瑜是“万人之英”“器量宏大”。这些评论，点出了各人的特点和地位。 （三）陈寿的史学思想“陈寿作《三国志》，辞多劝诫，明乎得失，有益风化。”（《晋书·陈寿传》）1、以大量天人感应和君权神授的叙述，来印证魏、晋统治的合理性：建安五年（220），官渡之战曹操胜袁绍后，《三国志》曰：“初，桓帝时有黄星见于楚、宋之分，辽东殷馗，善天文，言后五十岁当有真人起于梁、沛之间，其锋不可当。至是凡五十年，而公破绍，天下莫敌矣。”（《三国志·武帝纪》）《文帝纪》载曹丕代汉前，“黄龙见谯”，此即“其国后当有王者兴”的征兆。（《三国志·文帝纪》） 魏帝禅位于司马炎前，《三国志》特记：“襄武县言有大人见”，称“今当太平”，不久晋即代魏，又言：“天禄永终，历数在晋。”（《三国志·三少帝纪》） 2、以士族门阀的标准品第人物：《三国志》对当时士大夫间流行的品评多有记载，记乔玄称曹操是命世之才，徐庶称诸葛亮为卧龙；陈寿对三国时的人物也多有品评，如称刘备是英雄，曹操是人杰，孙策、孙权是英杰，诸葛亮、周瑜、鲁肃是奇才。 （四）裴松之与《三国志注》裴松之（372——451）字世期，河东闻喜人（山西闻喜），出身世代官僚之家。28岁做官，东晋武帝时任殿中将军、员外散骑侍郎。刘裕代晋称帝（420）时，裴49岁。文帝时任中书侍郎。文帝以《三国志》过于简略，命裴松之补注，元嘉六年（429），裴松之撰成并奏上《三国志注》，文帝善之，称为“不朽”之作（裴松之《上三国志注表》）。 1、裴注的内容：补阙、存疑、纠违、论辩裴注重点不在训诂名物，而在史料的补缺与纠谬，引用的书达200多种，搜集资料十分广博，其注文近于原著数倍。“寿书铨叙可观，事多审正。诚游览之苑囿，近世之嘉史。然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臣奉旨寻详，务在周悉。上搜旧闻，傍摭遗逸。按三国虽历年不远，而事关汉、晋。首尾所涉，出入百载。注记纷错，每多舛互。其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内以备异闻。若乃纰缪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妄。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颇以愚意有所论辩。”（裴松之《上三国志注表》）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将《三国志注》归为六端：“一曰引诸家之论，以辨是非；一曰参诸书之说，以核伪异；一曰传所有之事，详其委曲；一曰传所无之事，补其阙佚；一曰传所有之人，详其生平；一曰传所无之人，附以同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史部•正史类》） 补缺：如《魏书·武帝纪》注中全文抄录了曹操《述志令》（《让县自明本志令》），这是一篇自述作者55岁以前生平抱负变化的重要文章。然《三国志》没载，裴氏从《魏武故事》中全文抄录。再如《武帝纪》记屯田之事只有”是岁用枣祗，韩浩等议，始兴屯田”13个字。裴注补充了有关屯田的事迹140字，在《任峻传注》中又补充了182字。又如马钧是三国时著名的科学家，《三国志》中只字未提。裴氏从《魏书·明帝纪注》、《杜虁传注》中引了有关著作的记载共1200多字，对马钧的生平事迹和创造发明作了详细的交待。 纠缪：如官渡之战，《魏书·武帝纪》“兵不满万”，裴注引《荀彧传》所云“十万之众”，辨明“官渡之役不得云：‘兵不满万也’。” 评论：一是裴氏自己评论，如《蜀书.关羽传注》中有对曹操听任关羽投奔刘备而不去追赶的评论；《吴书.张昭传注》中有张昭劝迎曹操的评论；二是引录其它史家评论，如《魏志.武帝纪注》引王沈对于曹操的评价，《蜀书.诸葛瞻转注》引干宝对于诸葛瞻的评论等。备异：对各种不同的记载，暂无法下结论的，采取备异的手法。所引用的古书有159种，这些书籍早已亡佚。 2、对裴注的评价：裴注“网罗繁富，凡六朝旧籍今所不传者，尚一一见其厓略，又多首尾完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史部•政史类》）赵翼统计裴注引书有150余种，并皆注有书名；王仲荦考证，裴注引书达210种；裴注所引魏晋人著作，今已十不存一：曹操许昌行屯田，《魏书•武帝纪》13字、《任峻传》41字叙介。裴松之《武帝纪注》补140字，《任峻传注》再补182字。著名哲学家王弼，陈寿《魏书•钟会传附王弼传》仅23字，裴注750余字，补充了生平事迹，增叙了思想学说。 对裴注的贬词：当然裴注中也存在不少缺点。前人批评其“嗜奇爱博”“喜取聚异闻，不加刊定”，所引史料考订失实，荒唐不经的也多有之。刘知几认为裴松之为“好事之子，思广异闻”，而“才短力微，不能自达，庶凭骥尾，千里绝群”（《史通·补注》）；宋人叶适认为“注之所载，皆寿书之弃余也。”（《文献通考·经籍·正史》） 3、《三国志》与《三国演义》关系《三国志》是正史，而《三国演义》是罗贯中据《三国志》、裴注及有关杂记、遗闻趣事等创作的一部历史小说。（《三国演义》全称《三国志通俗演义》）《三国志》以魏为正统，《三国演义》以蜀为正统，尊刘抑曹。　　在人物的塑造上，《三国演义》美化刘备集团，丑化曹操和孙权集团。如：诸葛亮的”草船借箭”，源于《魏略》所记濡须之战争前孙权乘船侦视曹军之事。”借东风”，显系受杜牧”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的启发。”怒鞭都督”在史书上记载本是刘备干的，移植到张飞身上。 再如“第四回”记曹操图谋杀死董卓，未果，逃至成皋，暂歇吕伯奢家，杀吕氏一家八口，又杀沽酒而归的吕伯奢，并对陈宫说：“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把曹操描写为一个非常歹毒的人。周瑜：孙权称其“文武筹略，万人之英”，为人“器量宏大”。而《三国演义》第五十一回“孔明一气周公瑾”，五十五回、五十六回“二气”、“三气”结果把周瑜气死了，临死前还喊“既生瑜而何生亮？”鲁肃：史称“体貌魁奇，少有壮节”“思度弘远，有过人之明”“好为奇计”，而小说中将之描绘成懦弱的文弱士大夫形象：老实有余，而智谋不足。可见作者的思想倾向直接决定了书中人物的形象塑造。因此我们今后在讲授历史的过程中一定要引导学生分清历史人物与小说、戏曲中人物的差异。 五、沈约与《宋书》沈约（441-513）字休文，吴兴郡武康县（今浙江德清县西）人。历仕宋、齐、梁三朝，任吏部尚书、尚书令等职。东吴世家大族，号“江东之豪”，高祖沈警曾任东晋谢安参军，通晓《左传》。父、祖辈在刘宋时都有军功。祖父沈林子为征虏将军、宋开国功臣；父沈璞为宣威将军、淮南太守。均善属文。 沈约“笃志好学，昼夜不倦”，“遂博通群籍，能属文。”他诗文兼修，“谢玄晖善为诗，任彦升工于文章，约兼而有之。”（《梁书•沈约传》）青年时代　就有志于史学，“年二十许便有撰述之意。”“常以晋氏一代竞无全书”为憾事，打算自己动手来完成一部晋史。经尚书仆役蔡兴宗启请，25岁的沈约得到宋明帝准许，正式撰写《晋书》。至齐武帝年间，撰成120卷的初稿。南齐永明五年（487）春，奉诏修《宋书》，次年二月即告成，是二十六史中成书最速的一部。 1、创作 沈约之前的《宋书》创作沈约《宋书》问世前，已有三部《宋书》存世：一部是宋徐爰65卷本《宋书》一部是宋大明中无名氏的61卷本《宋书》一部是齐孙严的65卷本《宋书》。“徐爰《宋书》的成书过程：宋著作郎何承天、山谦之草创宋武帝一代纪传及天文、律历二志；苏宝生续宋文帝一代诸传，主要是元嘉名臣；（徐）“爱因何、苏所述，勒为一史”徐爰《宋书》是沈约撰《宋书》的蓝本。 之前《宋书》的不足沈约《上宋书表》：一、历史记载不完备“自永光以来，至于禅让，十余年内，阙而不续，一代典文始末未举。”二、品评人物欠公允“臧质、鲁爽、王僧达诸传，又皆孝武所造。”这三人是孝武帝的政敌。三、本朝人写本朝史，政治干预过多“事属当时，多非实录，又立传之方，取合乖衷，进由时旨，退傍世情，垂之方来，难以取信。” 沈约《宋书》的编撰沈约乃决定“谨更创立，制成新史”。在诸家宋史的基础上，他做了六个方面的修撰工作：一、确定《宋书》断限“始自义熙肇号，终于异明三年”，即始于宋武帝刘裕即位之年，迄于宋亡。(420—479)徐爰旧本以《宋书》始于晋安帝义熙元年，迄于大明之末(405—464)。将徐爰《宋书》中桓玄、谯纵、卢循、吴隐、刘毅、何无忌等晋史人物十三传“归之晋籍”。二、补撰自永光至宋亡(465—479)14年间事三、改写明显失实的部分四、重写各篇传论；五、以何承天诸志为底本编定《宋志》“其有漏阙及何氏后事，备加搜采，随就补缀焉”。记述刘宋兴亡的一部完整的纪传体断代史。 永明五年奉撰《宋书》，次年上表撰成纪、传部分。仅一年时间，成书之速冠于二十六史。客观条件“《宋书》多徐爰旧本……余（赵翼）向疑约修《宋书》。凡宋、齐革易之际，宜为齐讳；晋宋革易之际，不必为宋讳；乃为宋讳者反甚于为齐讳。然后知为宋讳者，徐爱旧本也；为齐讳者，约所补辑也。人但知《宋书》为沈约作，而不知大半乃徐爰作也。观《宋书》者，当于此而推之。”（赵翼《廿二史札记》卷9》主观原因 内容《宋书》共计100卷，本纪10卷，列传60卷，志30卷。所记史实，上起宋武帝永初元年（420），下至宋顺帝升明三年（479）亡国，记载了刘宋政权首尾60年的史事。 2、写作特点：第一、书志价值高书志几占全书一半。宋志30卷，凡8目：《律历志》3卷、C4L志》5卷、《乐志》4卷、《天文志》4卷、《符瑞志》3卷、《五行志》5卷、《州郡志》4卷、《百官志》2卷。宋书八志，是精华所在，分量几占全书一半。卷首有《志序》一篇，历叙前史设《志》的情况以及本书设《志》之缘由和宗旨。宋志注重渊源沿革，史料丰富，在科学史上亦有认识价值。 南朝的天文、数学有很高的发展水平，何承天又是天文历算专家，故《宋书·律历志》堪称专家之学，自来人们服涝其精密。该志详录杨伟《景初历》、何承天《元嘉历》、神冲之《大明历》全文，颇能反映当代自然科学水平，是科学史的宝贵资料。沈约本人是语言、文学家，又精通律吕之学，故《乐志》评述八音众器，所载乐章颇为可观，其历叙源流因革，有意识地保存民间乐府乐章于正史中。汉乐府之得以流传至今而不至淹灭，《宋书·乐志》起关键作用。沈约的乐府理论已往意到乐府诗反映民情、表现时事这样的重大问题，观一时代乐府之得失，而知其有以关乎一时代政教之隆污，民族文化之兴替。故《宋书·乐志》在“二十四史”中别具风格，富有历史价值。 《百官志》系统记述三国至刘宋官职沿革，尤详于魏晋非常之制。唐修《晋书》，职官材料，不出宋志范围，可见《宋书”百官志》的价值不可低估。《礼志》兼具前史郊祀、舆服方面的内容，于魏晋典制、诸儒议论，举其大要。前人认为该“礼志详博淹赡，胜于《史记》礼书、《汉书》礼志多矣。”《州郡志》记晋宋间州郡分合、户口消长及侨置州郡县的分布情况，远胜于《晋书·地理志》，最为实用。沈约深知“地理参差，其详难举”，尤以东晋南渡以来，侨置州郡“名号骤易，境土屡分，或一郡一县割成四五，四五之中亟有离合，千回百改，巧历不算”，他面对这种复杂局面，正确运用前志及晋太康地志、元康户口簿记、地理杂书等众多的文献资料，“互相考覆”，“寻校推求”，理出头绪，详加注明。沈约所据上述文献，今已百不存一，唐修《晋书》，地志材料，多从《宋书》转录，更显示宋志的宝贵。 《符瑞志》为前史所无，沈约所特制总的说来，宋志的史料价值，已经超乎刘宋历史的范围。不仅为考察魏、晋、宋史所必需，而且也为唐修《晋书》诸志所大量取用。是二十四史中较突出的部分。 第二、传记善用“带叙法”：“带叙法”，就是将那些不够特立专传之人的简历、事迹，在他人的传记中带叙出来。如《王义真传》带叙段宏；《何承天》带叙谢玄。赵翼曰：带叙法“既省多立传，又不没其人，此诚作史良法。”（《廿二史札记·宋齐书带叙法》） 第三、大量收录原始档案《宋书》纪传多载诏策、奏疏和时人辞赋文章，不少是全文照录。《何承天传》载《谏北伐表》《谢灵运传》载《劝伐河北疏》和《山居赋》《顾舰之传》载《定命论》《王微传》载《与江牧辞官书》这些文字颇有助于了解当时历史问题真相。尤其是有关社会经济问题及民生位关的许多文献史料，沈约更是有意将它附录于各纪传之中。 3、不足第一、多以虚词载宋、齐事迹：记宋初事，为宋统治者讳言；末年事，为齐统治者掩隐。第二、为高门士族立“佳传”：列传中高门士族几占半数，王、谢二族立传者就有26人之多，且每传还附叙子孙若干人。 六、萧子显《南齐书》 六、萧子显《南齐书》1、萧子显的生平：萧子显（489-537），齐高帝萧道成孙，豫章王萧嶷子。齐亡入梁，官至吏部尚书、仁威将军、吴兴太守。他“好学，工属文”，梁武帝称为“才子”。梁天监（502－519）中，萧子显请撰齐史，得准。萧子显另著《后汉书》100卷、《晋史草》30卷、《普通北伐记》5卷、《贵俭传》30卷（均已亡佚）。今唯存《南齐书》。 2、《南齐书》的内容：《南齐书》初为60卷，现存59卷，佚《序录》1卷。计有本纪8卷，志11卷，列传40卷。《南齐书》起自宋顺帝升明年间（477-479）萧道成专权，终于齐和帝中兴二年（502），记载了南齐20多年的史事。《南齐书》原称《齐书》，约至宋代以后，被冠以“南”字，以区别唐初成书的《北齐书》。 3、《南齐书》的修撰（1）体例与资料准备史馆：撰史学士、著作郎、太史令齐高帝命江淹修国史，初拟体例，未完成任务江淹《齐书》十志行于世“江淹始受记著述，以史之所难，无出于志，故先著十志，以见其才。”（刘知几《史通·古今正史》）十志盖为：律历、礼乐、天文、五行、郊祀、刑法、艺文、朝会、舆服、州郡等。（《南齐书·檀超传》）沈约《齐纪》20卷吴均《齐春秋》30卷王逸《齐典》5卷 （2）萧子显的优越条件宗室，亲历事件阅读宫廷文献接触大量一其他手资料 3、编纂特点与史料价值 本纪《高帝纪》2卷、《武帝纪》1卷，《郁林王》1卷、《海陵王》1卷，《明帝纪》1卷、《东昏侯》1卷、《和帝纪》1卷。志：《礼志》2卷、《乐志》1卷、《天文志》2卷、《州郡志》2卷、《百官志》1卷、《舆服志i》1卷、《祥瑞志》1卷、《五行志》1卷。·列传40卷：《皇后传》1卷、《王子传》5卷、《宗室传》1卷、《大臣传》25卷、《文学传》1卷、《良政传》1卷、《高逸传》1卷、《孝义传》1卷、《幸臣传》1卷、《魏虏》、《东南夷》、《芮芮虏》等列传3卷。 一、史料可靠宝贵“三亲”史料科技史资料：祖冲之《大明历》，记载了他创造指南车、千里船、水碓磨的过程和机械特点。三教史料二、《百官》、《州郡》志价值高《南齐书》的八志吸取了《宋书》特别是江淹所作《齐史》十志的积极成果，其中《百官》、《州邻》记述甚详。《百官志》对于重要官职的职守、设置及变迁，《州郡志》对于郡县的设置、历代的变迁等，许多都做了详尽地叙述，对于研究当时的社会制度、行政区划等都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三、大量使用合传采用类叙法《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老庄申韩列传》《南齐书》的“列传”部分绝大多数是合传。A、同类合传：“皇后”列传，包括室宣孝、陈皇后等十位后纪。“文学”列传，包括丘灵鞠、檀超、祖冲之等十一位能文之士“良政”列传，包括付琰等十位良吏。“高逸”、“孝义”、“倖臣”、“魏虏”等都是合传。B。同姓合传：主要有王子列传，如《武十七王》。以合传类叙的方法写人物，便于查找资料，又使文字精炼 萧子显出身南齐皇室，对南齐历史多有回护：“子显以齐宗室仕于梁，而作《齐史》，虚美隐恶，其能直笔乎？”（王应麟《困学纪闻·考史》） 七、魏收《魏书》魏收（506-572）字伯起，历仕魏、齐两朝。北魏参与撰修魏国史，北齐除中书令、尚书右仆射，仍兼史职。魏收“以文华显”，人称“虽七步之才，无以过此。”（《北齐书•魏收传》）北齐文宣帝高洋天保二年（551）奉诏撰《魏书》，至天保五年（554）完成。 北魏崔浩国史之狱：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崔浩国史之狱”：因崔浩国书“备而不典”，“颇疑（昭成帝）什翼犍于其子献明帝寔死后，即以其子妇为妻，以其孙（道武帝珪）为子。”崔浩之死与要求分明姓族、尊崇门阀有关；崔浩之诛由于图谋反叛，响应南朝；崔浩由于扶掖右姓，连姻望族，讥讪胡人，被谗致祸。 全书多次修改，现共130卷，其中帝纪14卷，列传96卷，志20卷。记事上起北魏道武帝登国元年（368），下至孝静帝武定八年（550）包括183年史事。《魏书》本纪十二篇，记载了从拓跋珪建魏到东魏灭亡12个皇帝事。视东魏为正统，而关于西魏的历史基本上是空白。至北宋时，《魏书》已残，今本目录中，宋人注有“阙”字者26卷，不全者3卷。今本所阙为后人据《北史》、《高氏小史》、《太平御览》等补辍而成。 该书多有曲笔讳饰，魏收为人恃才傲物，“每言：‘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当使入地’。”（《北齐书·魏收传》）　　在人物的去取褒贬上触犯了一些门阀地主，故书成后，诸家子孙“前后投诉百有余人”。故多次重修，仍被视为”秽史”。齐王朝灭亡后，魏收尸骨被人从墓中掘出。 《魏书》为“秽史”：“收谄齐氏，于魏室多不平。既党北朝，又厚诬江左。性憎胜已，喜念旧恶，甲门盛德与之有怨者，莫不被以丑言，没其善事。迁怒所至，毁及高曾。书成始奏，诏收于尚书省与诸家论讨。前后列诉者百有余人。时尚书令杨遵彦，一代贵臣，势倾朝野，收撰其家传甚美，是以深被党援。诸讼史者皆获重罚，或有毙于狱中。群怨谤声不息。孝昭世，敕收更加研审，然后宣布于外。武成尝访诸群臣，犹云不实，又令治改，其所变易甚多。由是世薄其书，号为‘秽史’。”《史通·古今正史》 为《魏书》辨诬：《四库全书总目》初为魏收辨诬：“秽史之说，无乃已甚之词乎？”（《史部•正史类》）王呜盛《十七史商榷》《魏书》“未见必出诸史之下。”（“魏收《魏书》”条） 视《魏书》为“秽史”的原因：《四库全书总目》：“收恃才轻薄，有‘惊蛱蝶’之称，其德望本不足以服众；又魏齐世近，著名史籍者并有子孙，孰不欲显荣其祖父？既不能一一如志，遂哗然群起而攻”；“但互考诸书，证其所著，亦未甚远于是非”，“李延寿修《北史》，多见馆中坠简，参核异同，每以收书为据。”（《史部•正史类》）《北史•魏收传》：魏收“勒成魏籍，追踪班、马，婉而有则，繁而不芜，……志存实录”。 周一良对比《北史》和《魏书》，且分析《魏书》的史料来源，认为魏收之书详略得当，近于实录，其于事实论断多能持平近是。尽管魏收后有多部魏史出现，“而总不能废收之书，千载而下，他家尽亡，收书岿然特存。”（《十七史商榷》“魏收魏书”条） 《魏书》的史料价值：独创《序纪》：反映鲜卑拓跋部早期历史；《食货志》载均田制和三长制；改《百官志》为《官氏志》：将北魏官制沿革与鲜卑贵族氏姓变迁合记在一起；独创《释老志》：系统记载了佛道二教的流传情况；《灵征志》：为此前各史《五行志》的变异，保存北魏建国后各地地震记录。 八、编年体类：袁宏《后汉纪》 袁宏（约328－376），字彦伯，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东晋知名史家、文学家，一生著述颇丰，多为诗赋等文学作品，被誉为“一时文宗”，史作有《竹林名士传》及《后汉纪》。 1、内容和体裁：《后汉纪》30卷，记事溯自新莽元凤四年（17）绿林起义，终于汉献帝延康元年（220）曹魏代汉，凡204年，为编年体的东汉史。 2、撰写原因和流传：袁宏《后汉纪•自序》：“予尝读《后汉书》，烦秽杂乱，睡而不能竟也。”袁宏偏爱编年体：“丘明之作，广大悉备”，“荀悦才智经纶，足为嘉史，所述当也，大得治功。”（《后汉纪•自序》）袁宏《后汉纪》与范晔《后汉书》是现今保存下来的仅有的两部东汉史著作，“世言汉中兴史者，唯范、袁二家而已。”（《史通•古今正史》） 3、写作特点：第一、写作态度严谨：袁宏自言：“今之史书，或非古之人心，恐千载之外，所诬者多，所以怅怏踌躇，操笔悢然者也。”（《后汉纪•自序》）对史事的考定和文笔的推敲十分认真：20多万字的著作，前后用时8年；在书稿完成并广泛传播后，仍参考张璠《后汉纪》，补充和重新改写了有关汉末部分。 第二、取材详实，语言生动：袁宏《后汉纪序》曰：“其所掇会《汉记》、谢承书、司马彪书、华峤书、谢沈书、《汉山阳公记》、《汉灵献起居注》、《汉名臣奏》，旁及诸郡耆旧先贤传凡数百卷。”袁宏以“文章绝美”著称于世：班超经营西域，外戚梁冀专权，袁绍好士。 第三、突出重点，以类相叙：全书结构比例：全书30卷，光武帝刘秀纪占8卷，汉末记事占5卷（“党锢之祸”、外戚与宦官的斗争等）。创造了“言行趣舍，各以类书”（《后汉纪•自序》）的叙事方法：记述某人某事，连带将与之同类的人或事写出。 第四、史论极具特色：袁宏的史论与史事正文穿插在一起，遇事而发，夹叙夹议，全书共有近五十条，一万余字。刘知几曰：“袁彦伯之务饰玄言。”（《史通•论赞》） 第四节　地方史志一、《华阳国志》二、《水经注》三、《十六国春秋》 一、《华阳国志》 1、仕宦与家学仕宦常璩，字道将，，东晋蜀郡江原（今四川崇庆县）人，世家大族出身，初仕成汉李势政权，官至散骑常侍。东晋穆帝永和三年，桓温伐蜀，他与中书监王嘏(gu)等劝李势投降。桓温以常璩为参军，随至建康，晋封李势为归义侯。《华阳国志》即入晋后所作。此外，还著有《汉之书》（一名《蜀李书》）。 家学道将承源家学，修辞有经，斯龙门世业，良史称材。（［明］张佳胤：《江原常氏士女目录》跋）《华阳国志·后贤志·常昆传》：（常昆）志驾坟典，治《毛诗》、《尚书》、涉洽群籍，多所通览。《华阳国志·后贤志·常骞传》：骞治《毛诗》、《三礼》，以清尚知名。《华阳国志·后贤志·常宽传》称（常宽）治《毛诗》、《三礼》、《春秋》、《尚书》，尤耽意大《易》，博涉《史》、《汉》，强识多闻。……撰《蜀后志》及《后贤传》，续陈寿《耆旧》作《梁益篇》。《隋书·经籍志》：常宽著《蜀志》l卷、《续益部营旧传》2卷。 2、主要内容《华阳国志》共计12卷，卷1至卷4，叙巴、蜀、汉中、南中的历史变化和郡县建置沿革，先总叙历史变化，后列郡县沿革；卷5至卷9，以编年的形式，记载了西汉末年至东晋初年先后割据于蜀地的公孙述、刘焉父子、刘备父子和氐族李氏成汉政权以及西晋统一时期的历史；卷10至12卷，记梁、益、宁三州自汉以来的士女。 《华阳国志》目录 霸史类（僭伪之国的历史）《隋书•经籍志》、《宋史·艺文志》伪史类（僭伪、非正统政权的史书）《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和《郡斋读书志》载记类（为曾立名号而非正统者所作的传记，以别于本纪和列传）《四库全书总目》杂史类（区别于纪传、编年、纪事本末等的一种史书体载）《直斋书录解题》地理书（地·记、地志）刘知几《史通•杂述》、杜佑《通典·州郡典》性质 多重性质“从内容来说，（《华阳国志》）是历史、地理、人物三结合：从体裁来说，是地理志、编年史、人物传三结合。这两个三结合构成了《华阳国志》的一个显著特点，这也是中国方志编纂史上的一个创举。”（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前言》）现存最早的地方志，或当时最有代表性的地方史朱士嘉 康熙《建宁县志》目录 史料价值体制完备，资料丰富，考证翔实，文笔富赡。草创始就，即倍受重视。范晔著《后汉书》，裴松之注《三国志》，曾大量采取其文，后来崔鸿著《十六国春秋》、郦道元注《水经》、刘昭注《后汉志》，凡涉及西南史地者，亦无不尽量吸收《华阳国志》的成果。从《隋书·经籍志》开始，历代书志均加著录。任乃强先生认为“其开我国地方史志创造之局，有如《史记》之于我国史籍”，是有道理的。 二、《水经注》 二、郦道元《水经注》郦道元（466？－527），范阳涿鹿（今河北涿县）人，仕于北魏。东汉或三国时人著《水经》，记137条河流，但极为简略。《水经注》40卷，记河流1252条，依水流所经，载相关山川、都市、祠庙、石刻、战争、人物、歌谣、故事传说等。注中引书达430余种，碑刻300余种，其中多已亡佚。郦道元为北人，故此书详于北而略于南， 《水经》是三国时期一部记载水道的专书，仅记137条水流，内容十分简略。北魏郦道元以其为蓝本,广泛收集有关资料，并亲自实地考察，获取山水等地理学的第一手资料，撰成《水经注》，为《水经》补充了大量内容，所记河流增至1252条，篇幅亦达到三十万字，是《水经》原文的20倍。郦道元作注的宗旨，是因水证地，即地以存古，故详细记述了各条河流所经过的山陵，郡县，城市，关津，名胜，祠庙，冢墓的地理情况，建置沿革，以及有关历史事件,人物，故事，歌谣和神话传说.其引书多达四百余种，遍涉经，史，子，集，并收录了不少汉魏时期的碑刻，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水经注》不仅内容详实丰富,文字也生动斐然,因而很受后世推崇，清朝学者刘献廷说：“郦道元博极群书，识周天壤，……其注《水经》，……片言只语，妙绝古今，诚宇宙未有之奇书也”（广阳杂记）。 三、《十六国春秋》 这一时期出现的个民族政权，因此有许多民族史著作，但大多以国史学的形式出，崔鸿《十六国春秋》和魏收《魏书》是其中的代表作。《十六国春秋》，记载十六国史的纪传体史书，崔鸿，清河县（今山东平原）人，年轻时就有志于修史。十六国政权各有自己的史书，但是体例不一，记述差距也较大。崔鸿根据旧的记载综合汇编，成100卷，还有序例1卷，年表1卷。此书历史地位很高， 《魏书》《晋书》都将此书作为重要参考资料。北宋时剩20多卷。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时曾引用过，但已非全貌。有三种不同版本：一是明屠介孙、项琳编写的百卷本，托名崔鸿，根据《晋书》《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涉及十六国史实的书籍补充而成。二是《汉魏丛书》中保存的十六卷本，十六国各有一录，这是明朝人根据《晋书·载记》编写的。三是清朝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以上述为底本，再以各种类书引佚文补足，是现在研究十六国历史的重要资料。 第五节　家史与谱牒一、家史二、谱牒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门阀制度和九品中正制畅行时期，也是中国家史、谱牒极盛时期。这种家族称之为郡望，意即这些名门望族，为世人及地方所仰望。从官方到民间，都先后编纂了许许多多的姓氏谱，初以家事、家记、家史、演变发展到族谱、支谱、宗谱、总谱。这些谱牒都记载了郡望出处和人口分布的地望分布。谱牒在这一时期成了一种特殊的政治工具，成为豪门右族维护自己特权和利益的护身符，家史、谱牒在这一时期有了长足发展。 一、家史家史最早出现的时间，难以详考。现在可知较早的家传为东汉末年曹操所作。《三国志》卷14《蒋济传》裴松之案语称：“魏武作《家传》，自云曹叔振铎之后。”《隋志》杂传类收录当时所存家传共有以下29部，多未载作者。《桓氏家传》1卷，不著撰人。《北堂书抄》设官部引此书，记有曹魏时桓范事迹。《王朗王肃家传》一卷，不著撰人。《三国志》卷13《王朗传》注引《朗家传》或即此书。书中记有东汉末王朗事迹。《太原王氏家传》23卷，不著撰人。《新唐书》卷58《艺文志》杂传记类有《王氏家传》21卷，无“太原”二字。《世说新语·品藻篇》注引《王氏世家》，不知是否即此书。书中记有东晋王禕之事迹。 《褚氏家传》1卷，褚觊等撰。《旧唐书》卷46《经籍志》谱牒类载《褚氏家传》一卷，褚结撰。褚陶注。“褚觊”，《唐志》作“褚结”，姚振宗认为“盖音声之误”。褚陶见《晋书》文苑传，吴末晋初人。姚氏云：“陶注觊书，则觊在陶前，当是汉吴时人。”《薛常侍家传》1卷，不著撰人。《江氏家传》7卷，江祚等撰。江祚为江统之父。《晋书》卷五六《江统传》：“父祚，南安太守。”《旧唐书·经籍志》谱牒类载《江氏家传》7卷，江统撰。《新唐书·艺文志》杂传记类载为江饶撰。姚振宗认为“饶”似“统”之误。据章宗源考证，该书记有江统事迹，且称江统为“君”，不可能是江统所撰。”裴松之撰《裴氏家传》，裴子野又续写《裴氏家传》。《庾氏家传》一卷，庾斐撰。《虞氏家记》五卷，虞览撰。晋人曹毗《曹氏家传》一卷，晋人范汪《范氏家传》一卷。晋人纪友撰《纪氏家纪》一卷。皇甫谧《韦氏家传》一卷，梁人陆煦著《陆史》十五卷。梁人王褒《王氏江左世家传》二十卷，北魏崔鸿《崔氏五门家传》二卷， 二、谱牒魏晋南北朝时期，是谱牒之学发展的黄金时代。由于九品中正制度的推行行门阀制度的形成，在选官、婚姻方面，无不以谱牒为凭。 《通志·氏族略》：“自隋唐而上，官为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薄状；家之婚姻，必出于谱系。”出现了“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写系之书”的局面。谱牒作品，大量涌现。诸如晋挚虞《族姓昭穆记》十卷，晋贾弼《十八州百一十六郡谱》七百十二卷、南朝宋何承天《姓苑》十卷、《后魏河南官氏志》若干卷、南朝宋刘湛《百家姓》二卷、南朝齐王俭《百家集谱》十卷、《新集诸州谱》十二卷。 南朝刘孝标为《世说新语》作注，引用了《王氏谱》、《谢氏谱》、《庚氏谱》、《刘氏谱》、《羊氏谱》、《桓氏谱》、《荀氏谱》、《司马氏谱》等三十九种族谱资料，达一百零六条之多。而刘孝标所引用的这些族谱，早已亡佚，所以他的注，就特别珍贵。 第六节　史注的发展一、吴韦昭《国语解》二、西晋杜预《春秋左氏传集解》三、南朝宋裴松之《三国志注》四、南朝宋裴骃《史记集解》五、南朝宋刘孝标《世说新语注》六、北魏郦道元《水经注》 史注的发展是历史文献学成熟的标志，也是史学多途发展的重要标志。一、这一时期的史注数目大，达30余种，1000多卷；种类繁多，有注体、解体、训体、考辨体、音义体、集解体、自注体等体式；内容丰富，涉及纪传体史书、历史地理、笔记杂志等类史书；名家辈出，注家中驰名后世与原书作者齐名的很多，甚至超过原书作者的也不乏其人。 二、出现了许多注史派别和注史方法，为历史文献的整理、研究开辟了广阔的前景：补充史实以裴松之《三国志》注和刘孝《世说新语》注为代表。训释史文以杜预《春秋左传集解》和《史记集解》为代表。特点是注重训释史文，疏通原著。刘知几很赞赏这类史注，称赞它“开导后学，发明原义”。以著为注或称以注代著，《水经注》在这方面有突出的成就。著者自注魏晋南北朝时期，史书自注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史注家借鉴佛经合本子注的经验，丰富了自注的内涵，扩大了自注的使用范围，出现了多种史书自注著作，如西晋司马彪《续汉书》自注、北齐杨衒之《洛阳伽蓝记》自注等。自注乃作者自为,故其注是正文的补充和延伸,与正文具有同等的价值. 一、(吴)韦昭《国语解》韦昭注《国语》吸收了东汉、三国时多人成果,可谓汉,魏旧注的集成之作,但注文中更重要的是韦昭自己的见解.《国语解序》说：其注“参之以《五经》,检之以内传(指《左传》),以《世本》考其流,以《尔雅》齐其训，去非要，存事实，凡所发正三百七事.又诸家纷错,载述为烦,是以时有所见,庶几颇近事情，裁有补益。”可见韦昭《国语解》亦注重广集资料,补充史实,纠正错误.其“发正”者，不仅数量可观,见解亦多精当,并且涉及史实,训诂,名物,制度诸方面.现存最早的《国语》注本是韦昭的《国语解》，其学术价值是非常大的。 二、《春秋左氏传集解》西晋著名史注家杜预认为，《左传》为春秋而作，其义符合《春秋》，“左丘明受经于仲尼，以为经者不刊之书也。故传或先经而始事，或后经以终义，或依经以辨理，或错经以合异，随义而发”。他按年将《春秋》与《左传》分割，然后把《左传》之文相应地附加于经文之后，最后自己再为之注释。“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比其义类，各随而解之，名曰《经传集解》。”《春秋左氏传经传集解》30卷，对《春秋》和《左传》广加注释。注释文字不仅详于名物、典制，而且对一些历史人物的名号、身份、世系也都有很清楚的交代。 三、《三国志注》《三国志》缺点是过于简略。裴松之奉宋文帝之诏，广搜博采，为《三国志》作注。裴松之注主要有四种方法：补阙,即补记重要事件与人物，这是裴注的主要特点；备异，即一事各书记载不同，条列参考；惩妄，即《三国志》错谬之处；裴注加以订正；论辨，即对《三国志》中史料运用不当或记载不合史体处，加以论辨，阐发观点。裴注的重心是补充史实，故引用大量文献资料以充实三国史的内容. 《四库全书总目·史部·正史六》卷45：裴松之采用以史论史的方法，采辑140多种史籍和其他书籍，用6种方法注补原文：“一曰引诸家之论以辨是非，一曰参诸书之说以核讹异，一曰传所有之事详其委曲，一曰传所无之事补其阙佚，一曰传所有之人详其生平，一曰传所无之人附以同类。其中往往嗜奇爱博，颇伤芜杂。”裴松之注释“丰富了《三国志》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三国志》的续作”。 四、《史记集解》魏晋南北朝时期注《史记》的主要成果出现在南朝。南朝宋徐广作《史记音义》13卷，其书多着眼于《史记》不同版本的异同上，对词义解释较少。裴骃以徐广《史记音义》为基础，吸收儒家经传和诸子百家之说，又摄取前人成果，撰成《史记集解》八十卷，使得名家之说在《集解》中相得益彰，浑然一体，在《史记》的注解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集解》不完全是采前人之说，其中也有不少裴骃自己的观点，因而倍受后人重视，为现存最早而又完整的旧注。 五、《世说新语注》梁刘孝标《世说新语注》具有鲜明的魏晋南北朝盛行史注特点。首先是征引繁富，注引书遍涉经、史、子、集，还有不少佛经，共四百多家，引书内容成为后世考史，辑佚的重要资料。 其次，能根据《世说新语》的风格和特点，增加注释的内容，一般注释以注音、解释方言、考镜名物典制及地理沿革等为主，“由于士大夫阶层尚清淡,故《世说新语》所记言语多雅谑，含蓄，所以为其作注释不仅要包括常见的内容，而且还要交待人物的身份,言行的背景，方能发其含蕴，解人难明之惑。这可谓《世说新语》注释的突出特点”。 其三,态度谨严，刘注无论考异，纠谬还是增补事实均严谨详审，有关歧异的史载，不管是迥别，还是微异，倘难定其是非，刘孝标皆并存其说，概不轻下论断。对于所记之人之事其他诸书无以资证者，皆注“未详”二字，刘注不仅大大提高了《世说新语》的史料价值，其本身也堪称古代最有成就史注之一，叶德辉说：“六朝唐人注书，最浩博者，裴松之国志注、刘孝标世说新语注及文选李善注三书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