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文献及传世文本探究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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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出土文献及传世文本探究探索新出土文献的層出不穷，使学界在对新资料的不断增加感到欣喜的同时，也为很多典籍传世文本的文字差异产生了学术反思。如何辩证地认识出土文献与传世文本的关系，做到不偏废任何一方，不纠结于孰是孰非的漩涡，就成为学术研究者思考的问题。曹建国先生《楚简与先秦学研究》适时出版，可以说为出土文献与传世文本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考。全书主要结合出土楚简，对《孔子诗论》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文献爬梳与辨析，对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与历史上孔子论《诗》的文献记载，对子游学派与《孔子诗论》的关系，对《孔

2、子诗论》论诗风尚与汉代《诗》学的关系，对《孔子诗论》中的一些重要理论文学范畴等，都进行了翔实的考辨，资料繁富，观点独到，结论可信。纵观全书，可以给我们四点学术启示：第一，由出土文献重新检视传统学术思想的历史与文化价值，从思想史意义上把握古代文学发展的脉络。《毛诗序》与汉代《诗》学，一直是《诗经》学研究中的重点和难点。《孔子诗论》的发现，为研究《毛诗序》和汉代《诗》学提供了新的契机。曹建国先生由《孔子诗论》入手，对《毛诗序》和汉代《诗》学发展诸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孔子诗论》与《毛诗序》存在很多相通之处

3、，但也存在很多明显的差异，例如，二者对“情”的重视程度不同，对'‘风雅颂”的阐释理念有异，等等。由此出发，作者进一步揭示了二者差异的原因。最后，作者认为，《孔子诗论》与《毛诗序》并非来自于同一个学术系统。《孔子诗论》关注的是《诗》与礼的关系，《毛诗序》则更关注《诗》与政治的关系。这种说法是符合学术思想发展进程的。但是，从学术本质上来说，我们的启示是：《孔子诗论》与《毛诗序》，关注的都是《诗》的社会与政治的教化功能。从这里说来，二者在宏观上又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这个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申论。第二，由出土文献梳理古代文学

4、史上的一些理论命题，从理论意义上总结文学范畴的变化情况。出土文献的发掘，为我们反思很多学术命题提供了更多的资料。如结合《孔子诗论》、《性自命出》与《性情论》等出土文献，作者阐释了"性”、"情”、“命”、"志”、“言”等命题的内涵与外延。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文学范畴话题。再如，'‘诗言志”命题的发展，也有一个复杂的过程。从“蔽志”、“《诗》所以会古今之志”、“诗亡隐志”、“物与志”等命题的提出，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对“《诗》言志”命题发展的思想脉络。这种认识，符合唯物辩证法，符合学术思想发展的逻辑关系。这启示我们：对文学命

5、题的合理阐释，不仅仅是建立在单一的、孤立的文学家或其作品的“点”上，还要有将这些看似孤立的“点”纵横衔接起来的本领。只有这样，才能更为全面、深入地把握文学范畴的变化情况。第三，利用出土文献研究传世文本或传统的文学思想，必须重新反思“疑古”论，正确审视"信古”论，不妄疑但也不轻易偏信传世文本的记载，不盲从但也不轻易废弃出土文献的成果。出土文献与传世文本存在的文字差异现象，是学术史上的常态，不足以成为传世文本作伪的证据。其实，即使那些我们公认为真作的古书，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由于误读、误刻，或者地域方言的差异，

6、也会存在文字不同的情况。但是，这些文字差异，其实并不完全像清儒所言，'‘小学不明则经义不明”。我们处在当今多元化思潮的学术环境中，古文、今文早已丧失了一较短长的阵地，我们也早已不是固守疆域的俗儒，而应将这些资料皆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精神财富。同一部书中个别文字的不同，只能造成文意理解的差异，有时候并不影响全句的意思，更不会造成“谬之千里"的后果。相反，这种文字记载的差异，有时候反而会大大拓展文学的范畴，可以使我们从不同角度理解文句的不同精彩之处。本此，与其在哪一个字更准确的漩涡里纠缠不休，倒不如将各种不同的文字

7、都接受下来，深入研究，这样或许会得到更多意想不到的收获。例如，《孔子诗论》中“文亡隐言”之“言”，有的释为“意”，有的释为“音”，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作者取“言”，末取"音”、“意”，当然也有其道理，起码为学界提供了一个思考问题的角度。笔者在读书过程中曾认识到，先秦诸子中，有“辞胜于理”、“理不胜辞”等辩论，这个与“辞”相对的“理”，既与先秦诸子思想范畴中的“情”、“性”有关，也与汉代扬雄的“事”有关。其中，“情”又与古人常说的“志”有某种内在关联。这个“志”，就与“意”有关。据此，我们可以怀疑：“言”、“意”可

8、能都属于文学理沦的范畴。文字不同，但表达的涵义是一致的。“音”也应该是如此。笔者提出的这个问题，还可以再讨论。最后，通过阅读本书，笔者还认识到：对宋明与清儒提出的很多治学方法、学术理念与学术命题，应该进行必要的反思。宋人以后陆续对很多古书提出的“真伪”问题，我们不能一概而论，应区别对待：有些可以形成定论的问题，可以进行必要的商榷与讨论；对那些很难形成定论的'‘真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