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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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教案一、作者简介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号迂叟，宋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夏县）人，世称涑水先生，伟大的史学家、政治家。司马光出身于仕宦之家，其父司马池为官清廉正直，官至三司副使、天章阁待制。司马光就出生于其父在光山（今属河南）知县任上，因取名光。司马光六岁（1024年）开始诵读经书，七岁开始听讲《左氏春秋》（即《左传》），用功诵读，深思明辨。他20岁（1038年）中进士，历任馆阁校勘、同知礼院、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御史中丞、翰林院学士兼侍读等职。熙宁三年（1070年），他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同，坚辞枢密副使，以端明殿学士出知永兴

2、军（今陕西西安市），1071年，改判西京御史台，退居洛阳著史。元丰八年（1085年），神宗病死，不满十岁的哲宗即位，高太后临政，高氏不满王安石新法，召反对新法的司马光入主国事，被任命为相（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他执政期间，废弃新法。同时仍事史学，推荐黄庭坚与范祖禹、司马康同校《通鉴》，还编了《稽古录》一书。他因多年用功写书而体质衰弱，“骸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又因近年为废除新法而带病视事，以至心劳力竭，终于在元祐元年九月初一日去世，终年68岁。身后追赠太师，封温国公，谥文正。司马光虽然政治上保守，坚持“祖宗之法不可变”的教条，竭力反对、阻挠王

3、安石变法，但他是一个很有人格魅力的人：他为官清廉，恭谦正直，襟怀坦白。他“孝友忠信，恭俭正直，居处有法，动作有礼”；“自少至老，语未尝妄。”（《宋史·司马光传》）他热心治国，为国事殚精竭虑，深得百姓拥戴。他任相国执政一年半，竭尽全力日夜操劳，耗尽了毕生心血而死。当时“京师人为之罢市往吊，鬻衣以致奠，巷哭以过车者，盖以千万数”，在灵柩送往夏县时，送葬之“民哭公甚哀，如哭其私亲。四方来会葬者盖数万人”。至于画像祭奠的“天下皆是，家家挂象，饭食必祝”（《宋史·司马光传》）。他生活简朴，不喜华靡，民间流传曾流他“典地葬妻”的故事，他“于物澹然无所好，于学无所不通，惟不喜

4、释、老”；“恶衣菲食以终其身。”（《宋史·司马光传》）他一生热爱读书，勤奋好学，不喜佛老，留意史学，博通经史，知识渊博，写作认真，字迹工整，著述宏富。在《通鉴》系列著作中，还有《通鉴举要历》80卷、《历年图》7卷、《稽古录》20卷、《本朝百官公卿表》6卷。另外，尚有其他著作20种，200余卷，是他对我国史学、经学、哲学乃至医学诗词等各方面进行研究和著述的成果，主要代表作有《翰林诗草》、《注古文孝经》、《易说》、《注太玄经》、《注扬子》、《书仪》、《游山行记》、《续诗话》、《医问》、《涑水纪闻》、《类篇》、《司马文正公集》等。二、司马光的思想1、政治思想：（1）理

5、想的圣王模式司马光企盼出现“圣帝明王”，并依靠圣王的力量把社会带入“有道之世”。他不厌其烦地从各个方面来塑造理想的圣王模式，试图通过这个模式来对君主进行引导和规范。他极力赞扬明君，斥责昏君，对那些无道之君则进行无情的揭露。他将君主品分为“五才”，即五类:创业、守成、陵夷、中兴和乱亡。他说:“创业者，智勇冠一时者也。……守成者，中才能自修者也。……陵夷者，中才不自修者也。……中兴者，才过人而善自强者也。……乱亡者，下愚不可移者也。”（《稽古录》卷16）他在《稽古录》（卷16）中说，要成为英明的君主，首先要具备“三德”，即仁、明、武。要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首先就要修

6、炼和完善自己，然后才能顺利地实现政治统治。司马光塑造的圣王形象是具有高尚道德修养、超凡气度和渊博学识与才智的明君，这是他所追求的君主的理想人格。他把政治的复兴以及国家稳定寄托在圣王身上，表现了他的政治历史观是一种英雄史观。（2）以德为先的用人之道他在《传家集·进修心治国之要札子状》中认为，要发挥君主的决定作用，还必须把“三德”体现在政治过程之中。他在《资治通鉴》卷68中认为，君主的政治统治艺术具体表现在3个方面，即“致治之道三：曰任官、曰信赏、曰必罚。”用人之道包括四方面：广采众长，辨伪识真，善用其长，用人不疑。他探讨了才与德的关系，据此分人为四类：“才德全渭之

7、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资治通鉴》卷1）2、史学思想：以史资治：以史为鉴，以史正心，以史论政，以史定礼（1）以史为鉴司马光超出前人史学家的地方是，从政治家的角度来审视历史，把历史看成政治史，因而他以史为鉴的政治意识更加强烈。他对历史材料的选择、编纂都渗透了这种观念，《资治通鉴》一书正是这种意识的反映。他说:“臣闻史者，今之所以知古，后之所以知先，是故人主不可以不观史。善者可以为法，不善者可以为戒。自生民以来，帝王之盛者，无如尧舜，书称其德，皆曰稽古，然则治天下者，安可以不师古哉!”（《传家集·乞令校定资治通鉴所写稽古录札子》

8、），司马光把“师古”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