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作者问题论争探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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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红楼梦》作者问题论争探源　红学百年，关于《红楼梦》是否为曹雪芹的问题，至今仍是疑案之一。　　自新红学创始人胡适先生的考证以来，红学界多认同或进一步论证《红楼梦》为曹雪芹，而提出疑义、继续探谜、挑起论战者考为他人者又难以坐实，因而论争的焦点或曰共同点，在于“是”、“不是”曹雪芹。本文试就胡适“曹雪芹作说”结论的产生、论争双方都在共同使用着的乾隆年间有关史料和《红楼梦》各版本所存的脂批等方面，探讨一下这些材料的本来面目及其可以引起的歧义，以期为论争双方都客观使用材料、公允评价提供参考，并为关心这一疑案及其论争的读者，提

2、供《红楼梦》问题论争的缘由。一　　应该说，胡适先生的“曹雪芹作”、“曹雪芹自叙传”说，从方法到资料、到结论，远比索隐考据派高明得多，然而由于受经眼材料之限，加之立论的驳义色彩极浓，因而不够冷静客观，主观臆断的成份是在所难免的。　　胡适先生运用的一条根据，是袁枚《随园诗话》卷二的一条记载:　　康熙间，曾练亭为江宁织造……其子曾雪芹撰《红楼梦》一书，备记风月繁华之盛。中有所谓大观园者，即余之随园也，明我斋读而羡之。当时红楼中有某校书尤艳，我斋题云:　　病客憔悴胜桃花，午汗朝回热转加，　　犹恐意中人看出，强言今日较差些。　

3、　威仅棣棣若山河，应把风流夺绮罗，　　不似小家构束态，笑时偏少默时多。由这一条，胡适得出结论说:我们因此知道乾隆时的文人承认《红楼梦》是曹雪芹做的。其实这结论很值得分析。且不说乾隆年间的文人不承认曹雪芹是，只承认他是个改编删补者，或认为系他人所作的大有人在，而胡适却撇开不论，回避不利于自己观点的材料，即使他所引用的、奠定了他最终结论基础的袁枚这一条记载，也是不能作为实证的，因为它至少有三个“硬伤”:一，他把曹栋亭写成了“曹练亭”;二，他把曹雪芹当成了曹楝亭之子;三，错将黛玉当成了红楼中的“校书”(妓女的雅称)。　　十

4、分显然，袁枚这一条记载，是根据明我斋即明义《题＜红楼梦＞》诗及其小序转写的。明义诗小序曰:曾子雪芹出所撰《红楼梦》一部，各记风月繁华之盛。盖其先人为江宁织府，其所谓大观园者，即今随园故地。惜其书未传，世鲜知者，余见其钞水焉，（《绿烟琐窗集》)袁枚之记用的文字和引的诗全从明义《题＜红楼梦＞》小序及诗而来，见到明义小序中有“曹子雪芹”，就说曹雪芹是曹栋亭“其子”;见到明义诗咏了美女，便猜测既是《红楼梦》就必有“红楼”，有“红楼”就会有“某校书”且“尤艳”;明义咏的美女就是这“尤艳”的“某校书”，而且是因羡而咏。至于明义的

5、诗并序，同样是可以再分析的。明义是在曹雪芹死了近十年后才读到《红楼梦》抄本从而题诗并序的，明义比曹雪芹小二十多岁，且不说史无他们二人相识并有交往的任何材料，即使有过交往，我们也至少可以说二人相知不深，否则，曹氏将《红楼梦》“披阅十载”、“增删五次”，明义总有机会知道或见到，用不着等曹雪芹死后近十年才见其钞本，互不熟悉的甲乙两个人，甲在乙死了近十年后说乙做过什么事情，在没有旁证的情况下，这样的证言，能让人信之无疑吗?再者，明义在这里说，“其所谓大观园者，即今随园故址”，而后来在给袁枚八十寿辰的祝寿诗注里(即在曹雪芹死了

6、三十多年后)，又只说“新出的《红楼梦》一书，或指随园故地”，一方面不提《红楼梦》了，一方面也不再确定“大观园即随园故址”了。这至少说明他对《红楼梦》是否系曹雪芹作、大观园是否就是哪个故园的照搬摹写，心中是拿不准的。由此可知，明义的说法也同样不能用来作为认定《红楼梦》是曹雪芹的硬性根据。　　紧接着，胡适考证出曹寅其人及其四次接驾，以及雪芹的“很贫穷”，“会作诗又会绘画”，“牢骚抑郁，故不免纵酒狂歌，自寻排遣”的境地，还有他的大体的生卒年分，于是就进而断言说:大概可以明白《红楼梦》这部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了。接着，胡先生举

7、了五条“重要的证据。”其实，这些“重要的证据”同他的“结论”本身，及其逻辑起点和前提一样，都有受“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左右的弊端，也就是说，胡适用“结论”先行法去套材料，套得上的，就用来作为已经先行的“结论”的“证据”，套不上的，就避而不提。然而，即使这能够套得上的五条，后来的驳难者也有着他们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理解，因而又得出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结论。　　第一条，胡适引用了《红楼梦》开端的楔子，然后说:“《红楼梦》是一部‘将真事隐去’的自叙的书。若是曹雪芹，那么，曹雪芹即是《红楼梦》开端时那个深自忏悔的‘我’!即是书里

8、的甄贾(真假)两个宝玉的底本!懂得这个道理，便知书中的贾府和甄府都只是曹雪芹家的影子。”这条证据之难以成立，已经显而易见了。因为它是建立在假设的基础上的。况且，说《红楼梦》“明明是一部“将真事隐去’的自叙的书，”其根据是楔子中所谓一自云”、“自己又云”等语，这说明胡适是完全相信楔子中的话的，那么又为什么不相信同是楔子中所说的曹雪芹只是后来的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