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道与民主-评陆台新儒家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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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道与民主:评陆台新儒家之争　　作者陈乔见，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副教授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员。（上海200241）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义观念研究”（14CZX021）、教育部基地重大研究项目“实践智慧：历史与理论”（11JJD720004）　　由“名”到“实”的分歧　　2015年初，上海网络媒体“澎湃新闻”刊出了“专访台湾儒家李明辉”的上下两篇文章，上篇题为《台湾仍是以儒家传统为主的社会》（澎湃新闻2015年1月23日），下篇题为《我不认同“大陆新儒家”》（澎湃新闻2015年1月24日）。观李明辉先生所言，他主要批评对象是蒋庆先

2、生及其“政治儒学”，然而令他意想不到的是，这招来了许多“大陆新儒家”的激烈回应。诚如李明辉在后来的回应中所言，这种激烈反应与记者所下的标题可能有关，因为记者将他所说的“我不认同‘大陆新儒家’的这种说法”改为“我不认同大陆新儒家”。[1]“访谈学术”加之标题党做派在新媒体时代的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姑且抛开“访谈学术”这种并不纯粹的学术讨论形式，争论的双方确实表现出了一些本质性的分歧，值得深入探讨和辨析。　　“大陆新儒家”之名，据说来自其批评者方克立先生的“册封”，其中提到甲申（2004）年在贵阳阳明精舍举行儒学会讲的蒋庆、康晓光、盛洪、陈明四先生

3、。[2]十年来，这一名称经常见诸媒体，一些同仁也十分乐意接受此名号，并以此名号从事各种学术活动。然而，如果按照儒家“正名”原则仔细考究起来，诚如李明辉所言，这一名称并不妥当，因为他无法囊括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等大陆新儒家。笔者以为，不止如此，它也无法囊括那些不在或不愿自动归入所谓“大陆新儒家”阵营却具有深沉儒家情怀和深厚儒学素养的当代大陆儒家学者①，以及那些后来自愿划入所谓“大陆新儒家”的许多少壮派儒家学者。因此，鉴于所谓“大陆新儒家”之名并不能涵盖在大陆的新儒家之实，笔者建议可以效仿宋明理学之“洛学”“关学”“闽学”而称“黔学”“京学”“沪

4、学”等，然今所谓“京学”“沪学”等，其内部分歧亦颇大。因此，一方面，为了凸显个人儒学之特色和贡献；另一方面，也为了避免儒家和“大陆新儒家”被个人见解所绑架，笔者建议，直接冠以“某某”之“某某”儒学，如“蒋庆政治儒学”。这样特殊化名称至少可以很清楚地向世人表明，“某某之某某儒学”只是一家之言，不能代表儒学整体之面向，亦不能代表其他儒者之见解，但又言简意赅地揭示了其特色和贡献。　　兹姑仍以蒋庆为中心的“大陆新儒家”之名，来探讨陆台新儒家之争的分歧到底在哪里。“大陆新儒家”之名乃是为了与“港台新儒家”之名相区分，确实，“名”的区分必然蕴含了“实”的差

5、异。其中最大的差异，双方千言万语，概括起来，主要聚焦点还是在儒家与民主之关系这一百年老问题上。不过，致思方式却发生了根本性倒转。　　从“儒家配不上民主”到“民主配不上儒家”　　近代中国的变革经历了从“器物”到“制度”到“文化”的三次认知和实践。后两者其实之间亦有联系，因为“新文化”运动的目的在于建立新制度。如所周知，“新文化”运动后形成了中国近现代的三大思想阵营：自由主义、马列主义（社会主义）、保守主义，或曰两大思想阵营：激进主义（包含自由主义和马列主义）和保守主义。诚如今之所谓“大陆新儒家”反复申言的那样，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分享着

6、共同的价值观，用“五四”话语来说就是“科学”与“民主”，不同之处在于：左右激进主义都认为传统儒家思想不仅没有科学民主的因子，而且严重妨碍了人们接受科学民主的思想，因此，必须将之彻底批判或打倒，中国才能走上自由民主之路，走出中世纪的蒙昧；保守主义其实大都承认科学与民主之价值，但有的保守主义（如梁漱溟）认为儒家的文化路向虽未发展出科学与民主或没有这方面的因子，这也不妨碍儒家自有其独到之价值，但却也承认中国需要接纳西方的科学与民主；有的（如熊十力及其弟子牟宗三等）则认为儒家思想中具有科学民主的因子，儒家可以“开出”科学与民主，或者说，儒家可以顺利接纳

7、科学与民主。粗略提及这一百年来的中国思想史脉络，可以为我们理解当下发生的“陆台新儒家之争”提供一条历史脉络和背景。　　台湾学者李明辉基本上继承了牟宗三先生的思路，并在某些方面对之进行了更加精致的论证。②此次李明辉对蒋庆“政治儒学”的批评主要有两点：其一，蒋庆区分心性儒学和政治儒学，认为港台新儒家偏重心性儒学，而大陆新儒家的侧重点在政治儒学。李明辉则认为这两者在儒家的传统里本来就无法划分，因此蒋庆的方法论是有问题的。而且，他例举了台湾的张君劢、徐复观和牟宗三等新儒家，他们都很关心政治，而且有相关研究著述。其二，蒋庆所主张的政治儒学是乌托邦，公羊家

8、的那套讲法都是想象的，在中国历史上从来都没有实现过。而张君劢和牟宗三等所讲的政治儒学（自由民主）已经在台湾落实到“宪法”层面。认为蒋庆的主张是反对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