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符号学的角度看文字与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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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從符號學的角度看文字與書法來源：中國論文下載中心    [08-06-0415:14:00]    作者：陳岸瑛    編輯：studa20（一）     當藝術批評界開始把談論符號學當作一種時髦的時候，可能並沒有充分意識到符號學與語言學的關係。瑞士學者索緒爾（1857－1913年）既是符號學的奠基人，又是現代語言學的創始人，他提出要創建一門研究符號(希臘詞是semeion)的科學：符號學（semiology），並建議把語言學當作這門一般科學的一部分[1]。在索緒爾看來，語言符號是符號中的一種，除了語言符號外，還存在大量的社會符號，如手勢，象徵儀式，禮節形式，軍用信號等。

2、在索緒爾之後，符號學家們不僅研究語言符號，而且也對非語言類的社會符號進行了研究，如羅蘭·巴特（1915－1980年）把符號學用於服裝、廣告等物件，為符號學進入藝術設計領域提供了範例和先導。     國內一些理論家提出，可以把符號學引入書法研究。符號學是研究符號的，對於書法來說，最明顯的符號莫過於書法賴以滋生的漢字系統。無論如何演變，書法的基礎終歸都是漢字。相對於其他的符號系統來說，文字符號恐怕是和語言的關係最為貼近的。漢代和清代的文字研究已經發展到較高的水準，東漢許慎編寫的《說文解字》收錄了9353字，加上重文共10516字，十八世紀編撰的《康熙字典》則收錄了47043字

3、[2]，可以說，古代的學者就像熟悉後院的花草一樣熟悉每一個字。然而，熟悉字體、字形、字義和字音的每一個演變，並不代表古代人對漢字的起源和發展有一個科學的認識。漢代學者對漢字符號作了不少理論探討，其中最著名的是六書說，也即把漢字的構字法分析為指事，象形，形聲，會意，轉注，假借這六種。但是，不管是對漢字起源的猜測，還是對漢字構造的研究，如果離開了對語言的系統研究，那都還是有尾無首的。例如，要研究漢字的起源，我們必須懂得只有當某種符號用於系統地記錄語言時才可把它稱為文字；又如，要想研究漢字的構造，我們首先得把“作為語言的符號的文字”和“文字本身所使用的符號”這兩個層次明確地區分

4、開來[3]。經過索緒爾等先驅的宣導，這都是現代語言學裏的常識了。寫作本文的目的，可以說是在中國書法界引入符號學之後，補充談一點語言學的常識。從這些常識出發，我們或許會對書法的性質和書法的未來形成某種新的認識。     （二）     前面已經說過，索緒爾把語言學看成是符號學的一部分。在這裏，我們不妨把研究語言符號的符號學稱之為語言符號學，並把文字學也囊括在它的範圍內。我們的第一個問題是，索緒爾或後來的符號學家所說的符號究竟是指什麼？接下來，我們還會問，語言符號的特性是什麼？文字符號（尤其是漢字）又有哪些獨特之處？     無論在中文還是在西語中，和“符號”意思相近的詞均不

5、在少數，有人把symbol說成是符號學的物件，有人把sign說成是符號學的物件，在漢語裏，“記號”、“符號”或“指號”都是可供選擇的表達。不過在這裏，我們沒有必要在詞句上爭來爭去。索緒爾把符號看作是能指（signifiant，signifier，也譯施指）和所指（signifié，signified）的結合，所謂的能指，就是用以表示者，所謂的所指，就是被表示者。拿玫瑰花來說，玫瑰的形象是能指，愛是其所指，兩者加起來，就構成了表達愛情的玫瑰符號。索緒爾把符號看作能指和所指的結合，和一般人對符號的用法是一致的：符號是用一個東西來指另一個東西。陳嘉映先生說，“凡有所表徵的，都可

6、以稱為‘符號’”[4]，李幼蒸先生說，“一般記號就是‘代表另一物的某物’”[5]，這些說法大同小異。     我們把自然物和符號分開來的一個通用標準是：代表他事他物，還是無所代表[6]。桌子就是桌子，我們用它吃飯、寫字、放東西，也可以把它做成各種式樣，但終究不說它代表了別的什麼東西；可是在某些特殊情況下，我們也可以把某種樣式的桌子看作是某個文化的代表，這時候的桌子就變成了符號。人們通常不習慣把桌子或石頭稱作符號，卻覺得烏雲和大雁可以叫做符號，其原因可能在於，前者通常不被用來意指他事他物，而後者的意指在生活中逐漸被固定下來，烏雲壓天是暴風雨的徵兆，大雁南歸暗示季節的變換，在

7、文學和電影中，烏雲和大雁還可以有其他固定的象徵含義。     符號學研究的是符號，根據能指和所指所構成的關係類型，符號學對符號進行分類。在這裏，又是索緒爾提出了一個關鍵性的分類準則：任意性原則。語言符號的能指是語音，所指是概念（意義），用哪個聲音來代表哪個概念，這是任意的。所謂任意的，也就是沒有道理可講的，例如，漢語裏用“馬”這個聲音來代表馬，英語裏卻用horse，不管是“馬”還是“horse”，它們的聲音都不會和它們所指的東西有任何相像之處。相反，玫瑰花，烏雲和大雁，它們之所以能有所表徵，卻是有一定道理可講的（儘管這道理並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