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史学家裴松之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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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南朝史学家裴松之传裴松之（372—451），字世期，先世原为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县）人，永嘉南迁后移居江南。东晋刘宋之际的史学家，《三国志注》的作者。仕宦生活裴松之出身于士族官僚家庭。祖父裴昧，官居光录大夫。父亲裴珪，曾任正员外郎。　　裴松之从小喜欢读书，八岁的时候已熟知《论语》、《诗经》诸书。长大以后，他博览各种典籍，学识日进。晋孝武帝太元十六年（391），朝廷选拔一批名门士族子弟入宫侍卫，参与顾问咨询事宜。由于门第和本人的学识，裴松之被选中，担任殿中将军的职务。与裴松之同时入选的琅邪王望之、会稽

2、谢輶都是名门望族。这一年，裴松之二十岁。　　晋安帝初年，东晋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激化，强藩举兵威胁中央的战争频繁发生。隆安二年（398），裴松之的舅父豫州刺史庾楷联合兗青二州刺史王恭等人攻打建康。兵变失败后，庾楷投奔占据夏口的桓玄，被委任为武昌太守。庾楷为扩大自己的势力，要求外甥裴松之西行担任新野太守。裴松之考虑此行风险太大，迟迟不肯动身。果然不久，西部几个军阀火并，庾楷死于桓玄之手。裴松之犹豫未行，免去了一场杀身之祸。　　义熙初年，裴松之先后担任过员外散骑侍郎和吴兴故鄣县县令等职。由于他在故鄣县政绩突

3、出，被升调回中央，改任尚书祠部郎的职务。　　在尚书祠部任官期间，裴松之曾上书要求禁断私碑。东晋承汉魏余弊，官僚士人欺世盗名之风甚盛。他们生前竞相饰情标榜，死后家人竭力堆砌华文丽藻，为其铭石勒碑。裴松之是个严肃的学者。他认为，碑铭之作是为明示后人，所以传记必须与事实相符，而现在弄虚作假，造成真假相蒙，使后人没有取信的标准，掩盖了历史的真象。在揭露批判这种恶习的同时，裴松之也表露了自己对于修史和鉴别史料的某些观点。　　义熙十二年（416），执掌朝政的太尉刘裕兼领司州刺史，率军北伐。裴松之时任司州主簿随军

4、北行。北伐过程中，裴松之始终总领府事，参与幕府机要。刘裕十分赏识裴松之的才干，称赞他有“庙廊之才”，将他转任治中从事史。一俟晋军攻占洛阳，刘裕就把他召回南方，委任为自己封国的世子洗马。这时，裴松之已成为刘裕集团中的重要成员。　　刘宋代晋以后，裴松之历任零陵内史、国子博士、冗从仆射等职。元嘉三年（426），宋文帝派遣十六人为大使，巡行各州。裴松之被派往湘州。自湘州归来，他将所探询的吏政民情，归纳为二十四项条款。这次的巡视，以裴松之的任务完成为最好，因而受到了舆论的赞扬。不久，他被升任为中书侍郎、司冀二

5、州大中正，并赐爵西乡侯。奉诏精注《三国志》同年，宋文帝向裴松之表露了对陈寿所著的《三国志》不太满意。他命令裴松之广采三国各类史籍为陈书作注。裴松之受诏后，上搜旧闻，傍摭遗逸，经过三年的精心撰作，终于在元嘉六年（429）七月写成《三国志注》。宋文帝看过后，非常高兴，称赞他说：“你作成了一件不朽的事业。”这一年，裴松之五十八岁。　　裴松之随注书呈给宋文帝一份《上三国志注表》，这是他对注书工作的总结。首先，裴松之肯定了陈寿的著作。认为它叙事清晰，取材审正，是当时的一部“嘉史”。同时，他指出陈书有过于简略、

6、以至脱漏很多重要史实的缺陷。最后，裴松之陈述了自己作注的指导思想，并把注文概括为补阙、备异、惩妄、论辩四种类型。　　“补阙”是裴松之注书的重点。用他自己的话说，凡陈书所不记载的，而又有保存价值的史料，注书全部予以补充。补阙大致分两个方面。第一，对于陈书中记载过于简略的地方，裴松之广征博引，悉心增补，使读者得知比陈书更多的史实。如曹操始兴屯田为三国时期重要的政治、经济措施。而《三国志·武帝纪》只在建安元年条下书“用枣祗、韩浩等议始兴屯田”，如此一代大事，只有寥寥数字。裴松之则引王沈《魏书》进行补充，联

7、系后面《任峻传》注引的《魏武故事》，共增补有关记载近三百三十字。这样就把屯田的前因后果、具体措施大体描述清楚了。陈寿对于当时著名的哲学家王弼的生平记载也过于疏略，只在《钟会传》后附记“弼好论儒道，辞才逸辩，注《易》及《老子》，为尚书郎，年二十余卒”。裴松之为王弼的生平事迹和学术思想，补充了七百五十余字。此外，《三国志》对西北及西方各族、各国的情况也未作专篇叙述，仅于《乌丸传》、《鲜卑传》等文中略作交待。裴注则引《魏略》对氐、匈奴、羌、西域各国、大秦及大秦属国予以重点叙述，其中关于大秦的地理、交通、风

8、俗、物产等方面的记载，尤为详瞻。在这方面的注文中，裴松之有时还说明补充材料的理由，如《王粲附吴质传》注引《魏略》之《魏太子与吴质书》后，写道：“松之以本传虽略载太子此书，美辞多被删落，今故悉取《魏略》所述，以备其文。”又在《傅嘏传》注引司马彪《战略》前讲：“《战略》载嘏此对，详于本传，今悉载之，以尽其意。”第二，对于陈寿记载遗漏的地方，裴松之也搜集资料，给予添补。《武帝纪》建安十五年条下，裴注增加一个“令”（后人题称为《让县自明本志令》）。在此令中，曹操叙述了他五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