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三公消费”申论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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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去年3月,国务院明令要求98个中央部门公开“三公”数据。但已经公开的并不能让民众满意,而要真正借此监督政府花钱,仅仅公开还不够。  (一)“三公消费”不得不公开  公民意识觉醒,政府没法再像以前一样躲在暗处花钱  要求公开三公消费,其实源于公民意识的觉醒。公共财政开支的公开透明,是一种大势。社会发展有这个时代要求,公众关切有这个知情需要,舆论监督有这个着力点。公众所以如此关注三公消费,正是因为这笔开支源于纳税人的血汗钱。公众深知血汗钱来之不易,也明白“开门七件事”,政府也有正常开销,只是希望能够把不该花的留下来,把能节省的钱省下来。  (二)离真正的公开还有距离  

2、问责缺位:“清水衙门”先公开,“富裕”部门不公开怎么办?  “三公”经费公开虽然定有期限,但如果有些部门不及时公开,上级部门也难以处理。这也让更多的部门心存侥幸,要等等看其他部门怎么公开。这就出现了一个怪现象,往往是中国工程院这样的“清水衙门”率先公开“三公”支出,而那些“富裕”的部门则要观察风向,避免一上来就成为众矢之的。  标准模糊:哪些算“三公消费”由各部门自己说了算?  财政部公布2010年中央单位“三公”经费支出合计94.7亿元,这个数字公众觉得低了,因为要注意这里的一个前提———“中央机关‘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数”。言外之意是“非财政拨款的‘三公’经费

3、”不在其中。在这样一个狭小而模糊的“三公”标准之下,中央机关就不得不发挥聪明才智,自己去理解“三公”的标准,于是出现了畸高畸低的数字。  细则不清:老百姓看不懂数字笼统的“模糊账”怎么办?  从中央部门已公布的“三公经费”看,除审计署细化到每辆公车的平均费用外,大多数部门只是交代几个简单数据。由于目前还缺乏相对客观的比较标准,尤其是各部门对“三公消费”的解释惜墨如金,语焉不详,公众既看不出这些花费是否真实,也难以判断这些花费是否合理。  (三)公开也不能成为形象工程  如果公开之后有问题也不处理,公开的意义何在?  就算公布了具体详实的“三公”账单,也不等同于实现有

4、效监督。应该说,公开只是满足了公众的知情权,有了知情权并不等于有了监督权,更不等于有了制约权。只有后续的审计、问责等配套措施立即跟进,才能实现公开“三公”支出的初衷。  “三公消费”数字报完以后,如果查出来有些部门胡报乱报数字,却没有任何部门的领导干部受到惩处,对部门的权力职位也没什么影响,这样是无法解决问题的。所以说,惩处制度至关重要,要整治“三公消费”必须下决心建立一整套配套制度,如果不公开、假公开,公开数字不真实,部门就要负责,特别是主管领导要负责,这样对“三公消费”蔓延的这种现象有一种警示作用,使这些人不敢再在“三公消费”数字公开方面弄虚作假。  如今公开只

5、因上级指令,没有第三方监督无法长久  目前公开公布的压力主要是来自上级的(国务院),而人大在目前的运作中,实际上也只是“批准”的职能,似乎并没有起到监督的效果。要真正遏制“三公消费”现象,监督是重要的,不能只通过政府部门自身监督,而是必须引入第三方监督。  这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监督,各个部门的“三公消费”的预算、决算,必须通过人大常委会审批,必须在以后的制作安排过程中让人大做一个财政预算,特别是在“三公消费”方面有一个主要的监督机构。二是每年坚决公开“三公消费”的一些预算的注资,进行社会舆论监督、媒体监督和公众监督。  建立透明的财政预算制度,从源

6、头管住花钱的手  “三公消费”的数字由各部委报上之后,如果能在审批环节就控制住,也就没有过度“三公消费”的条件了。要保证这点得解决几个问题:由谁来审批,谁对审批进行审查,如果审查不实,应如何追究?而要解决这些问题,根本之策还要摈除财政预算的不公开不透明。作为影响最广泛的公共事务,财政预算不仅是简单分配政府资源的工作,还是民众参与政治的一个实际步骤,某种程度就是民主的试金石。唯有扩大公民与人大代表们的话语权,让他们有机会参与编制和审议政府预算,才能真正使涉及到公众切身利益的财政开支不会成为一笔胡涂帐。 为什么2008年初次就业的农民工会比2000年就业的农民工的“短工

7、化”更加明显?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越年轻的群体比年长者对工作的要求可能会更高,因此一旦目前的工作不如意或者有了更好的工作岗位,就会从原来的工作岗位辞职。事实上,这个现象并不仅仅限于新生代农民工,在非农民工群体也有所呈现。  比如在2004年,上海职业介绍中心的一份调查显示,上海25岁以下的求职者中一个月内重新择业的比例高达32.2%,三个月内找过工作的占53.3%.报道该现象的新华网甚至用“上海年轻人的跳槽频率已经到了惊人的地步”来形容这个现象。  由此可见,年轻人比年长者更加容易跳槽,更容易出现“短工化”可能是一个普遍的现象,而非农民工阶层独有。但是,农民工倒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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