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骨不存何堪育人之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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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授曾是一个时代人格的化身，他们育出了一代英才，展示了一个时代的风范。但当它成为货架上的商品可以自由买卖，并时不时充当专家爆出几句令人惊诧的“雷语”时，我们禁不住心生疑窦，这个代表着学人风骨和独立人格的名词是否发生了异化？　　“教授”很忙　　在高三的备考教室里，复习资料如山，但最近又多了悬在头顶的氨基酸吊瓶；在学位紧张的大城市里，全家轮番上阵彻夜排队，为的是抢一个相对好的幼儿园或者小学，甚至在广州，出现了将户口挂靠在“公厕”以求学位的极致案例。　　父母不惜代价，因为他们相信知识可以改变命运，想从起跑线上就帮下一

2、代争取更好的资源；孩子们也争气，拿出童年和青春来博一次次的升学考试。而在他们所拼命往上挤的大学里，讲台上的“工作人员”却在忙着评职称，甚至用3到5万元不等的价格沽售“教授”“副教授”。大学里“教授”和“研究员”多如牛毛，但更多的是在研究“国家课题”，真正给学生讲课，用心教与授的人少之又少。　　考试和评职称都成为纯粹的技术活。无论是高考的录取名额，还是职称的指标都是有限的，人人都在“肉搏”。学生们为了考试“无心向学”，老师们为了职称“无心于教”。　　制度之害和权力腐败之后弥漫着阴霾，看似一派风风火火，实是一片斯文

3、扫地。所以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的忧虑是有道理的，“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而这群“高智商”的后继者将能熟练地掌握“体制”，为我所用，“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　　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　　教授是什么？中国在汉、唐两代就设有博士，其工作就是“教授”学生，到宋朝开始正式设立“教授”一职。而现代意义的教授，则始于民国时期。20世纪初，一批进士、举人出生的传统士子肩负起了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变的职责，这群人里包括北大校长蔡元培、南开大学创始人严修、南洋大学堂校长唐文治、光华大学校长张寿

4、镛等等。正是一群具备这种品格的教授奠定了最初可以与世界看齐的大学制度。　　并且在1929年7月，当时的国民政府制定了《大学组织法》，明文规定大学校长不得由官员兼任。在这样强调教育独立的环境中，出现了中国几乎是最后一批代表着独立学术和高尚情操的教授，甚至已被升格为“一代教育宗师”，包括蔡元培、冯友兰、胡适、张奚若、钱钟书和钱穆等。　　民国教授们的独立体现在自由流动，即教授自由选择大学，而大学也在选教授。其次，还具备着相当的讲课独立，没有统编的教材，也没有统一的考试，陈寅恪在西南联大讲授隋唐史时，甚至在开讲前开宗明

5、义：“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　　“中国式教授”　　当然，如陈寅恪般的大师风范，常人难以企及，但自由流动与自由授课应当是现今大学中所不能丢掉的优良品质。而当一些人说出诸如“个税起征点太高就剥夺了低收入者作为纳税人的荣誉”、“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和谐社会才能有希望”之类丧失良知的论断后，社会对于教授和知识的崇拜也趋于坍塌。　　这是一个知识经济的时代，“知识”是被放在“经济”前头的，在这样知识先

6、行的时代，没有了那些“教授”们，我们还能不能活呢，大学教育还能不能成功？　　如今，西方许多国家的大学教授是终身制的。这种终身制是出于保证教授的学术研究不会受到政治、商业以及资金来源的牵制和困扰。而新来的教师一般要经历6～7年的考察期，之后学校根据学术水平和职业道德，决定是否授予终身制教授。　　相比目前中国，中国的“教授”主要作为职称之一，工资福利等待遇与专业技术职务紧密挂钩，专业技术资格与岗位聘用紧密相连。而能不能当“教授”，最终是行政化评审说了算。　　因此，“中国式教授”宁可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