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精英与国家外交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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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政治精英与国家外交决策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6.01.0012　　国家政治精英对公共舆论的引导，会间接地影响国家的政策制定，这是精英对政府决策的间接影响。除了间接影响之外，精英还会直接参与政府的决策机制和决策过程，形成精英对国家政策制定的直接影响。国家的外交决策机制也不例外。政治精英可以直接参与政府的外交决策过程，对国家的对外政策和国际战略的形成施加一定的影响。　　一、政治精英与外交决策机制　　克里斯托弗？希尔①指出：“每个

2、时代都会出现活跃的集团，其中一些集团逐渐进入决策过程。它们相互影响而达成妥协，在与基层保持一定距离的情况下，还可以让决策者接触舆论，但实际上内外的边界只是略微向外移动了一点而已。这个过程虽然有些不太光彩，但却是不可避免的。”[1]312政府的外交决策随着政府成员的改变和国际关系的转变而不断变化，政府决策只有根据各方利益和国家整体诉求才能得到符合现实需要的外交政策，政治精英可以帮助政府决策者实现这一诉求。政治精英为外交决策提供重要意见和信息主要通过几个主要途径来实现：一是利益集团的成员反映其所代表的领域的重

3、要关切，二是智库成员通过社会调查、数据统计等方式为政府决策提供可能的科学依据或民意调查，三是专家学者通过学术研究为政策提供可能的历史参考或理论依据，四是传媒精英对新闻事件的报道和对公共舆论的引导为政府决策施加一定影响。对此，希尔举例说②：“海湾战争末期媒体关于伊拉克北部库尔德难民的困境的报道，促使英国政府和其他国家政府先后承诺提供‘安全避难所’，使之免于伊拉克的攻击。”决策者“拥有一些总结新闻言论的顾问，所以能很快发现任何弱点和任何舆论倾向。一些重要的舆论制造者……都是被观察的对象。”[1]314-315

4、希尔所说的政治精英对外交决策的影响牵扯到政治精英的态度与观点。政治精英与决策者处于互动与相互建构之中，政治精英的论点和观念会直接影响国家外交决策的取向，甚至决定外交政策的本质属性，政府决策者也会反过来影响政治精英的观念建构，这正是政治精英与政府的互动和建构过程。　　关于这个问题，卡尔？多伊奇的论述是很有价值的，他在谈到对外政策是如何制定时指出，国家幅员愈大，国力愈强，其领导人、精英和人民在国际事务中大显身手的愿望就愈强烈，并且感到自己注定有责任去理顺国际事务，或至少把世界事务调整到某种使他们满意的形态。多

5、伊奇提出研究国家外交决策机制的出发点，即假设整个国家都关注并参与决策问题，从而形成一个国际决策系统，其中信息的流通和决定的传输是一个五级瀑布式模式，每一级都由一个独特的大众或精英的舆论库组成，而每个舆论库与社会机构和社会集团的特定复合体相联系。日益专门化的精英的观点、利益和行为模式，在精英之间迅速实现沟通，除了内部的信息流通及其记忆的分享，这些精英阶层也接受社会其他方面和外部世界的信息，并产生针对其他社会集团和外部世界的信息和行动。他还指出，政治精英内部也有许多一致和交往，他们与官僚和军方精英一起，组成了

6、政府及其周围的最直接的社会环境。一个政府、一个全国的精英集团或国家的大众传播媒介在国际舞台上和国内政治中的信誉，极大地取决于其所发出的信息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对公众、集团和有关的其他国家政府的直接现实影响。一个制度中多元的成分、交往和参与活动愈多，其统治集团和利益集团就愈难保持一成不变，各层次之间的平衡和内外的政治交往和决策也就愈易发生变化。卡尔？多伊奇[2]还提出精英“价值的凝集”的概念，认为在任何一个基本价值方面地位较高的人，很可能在其他价值方面也有很高的地位，在许多传统色彩浓厚的国家中这种价值的凝集更为

7、强烈；但是在大多数现代国家中，专业化的精英正在取代老的、单一的、抱有各种目的的精英，复杂的交流与网络使新一代精英联系在一起，他们对受过高等教育、政治上更加活跃的人有更广泛的责任。③　　卡尔？多伊奇的论述传达了四个方面的重要信息：第一，主要国家也即实力强大的国家对国际政治的影响力更大，一方面于国家强大的综合国力作为后盾，另一方面于国内政治精英的使命感、责任感和主动性的发挥；第二，政治精英的观念建构受来自国内信息和社会现实的影响，更受来自外部世界、其他国家和世界局势的变化的影响，并会与这些变化发生互动进而产生

8、与之呼应的行动；第三，也是我们这里重点论述和想说明的，就是政治精英的影响有时是通过参与外交决策机制产生的，而且正是由于精英的参与使得政府的政策会因时因势、结合国内外情势而不断进行调整，以更加符合国家利益和国际局势的现实需要；第四，精英的品质在这里仍起关键作用，但是精英群体的变化在现代社会是显著的，尤其是高科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非政府组织的兴起，使得精英集团的组成和活动方式都发生了与以往截然不同的变化。　　我们结合上文论述可以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