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现代史学语境下的经学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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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简析现代史学语境下的经学认知经学史指的是经学源流、发展与传承的历史，其中，汉代经学、宋代经学、清代经学是比较重要的三个阶段。对于它们，顾颉刚秉持去伪存真的态度，不仅注意到了经学史与政治制度、思想文化之间的紧密联系，而且还提出了一系列新见解。汉代是经学形成并统治学术的时代，统治者独尊儒术，借助经学为推行政治策略服务，儒生们则推崇六经为神学教义大全，用无条件信仰代替理性审判，经学成为政治的工具，而经今古文之争本质上就是政治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射与回声。顾颉刚认为，通经致用是两汉经学的典型特点，汉人治学，其标的为通经致用。1964

2、年，顾颉刚为北京大学中文系讲授经学通论一课，在第一讲参考资料之二中，列举了《汉书》中五处通经致用的实例。他指出，表面上看，独尊儒术是一场文化盛世，而实质上，独尊儒术的负面影响同样深远，他评论说道:于是专己武断，思想渐致锢蔽了，儒家统一实是中国文化衰老颓废的征验。他将独尊儒术视为文化衰颓的开始，是认识到了独尊儒术下的思想统一，实质上是对学术创造性的禁锢，是对文明进步的戕害。在通经致用的追求下，为了宣扬己说，汉代经师不惜附会、造伪、作谶，这是造成经学问题繁复而芜杂的重要原因。以《诗经邶风》中《静女》篇为例，本来，《静女》很明白的是

3、一首情诗，但汉代经师主观上增添了许多联想，将《静女》与宫廷的仪式、古人的法度结合起来，甚至将此诗看作君夫人的无道无德的刺诗、人君的《凤求凰》曲。虽然现在的经学辨伪取得了许多成绩，但是仍然很难走出汉代经师曲解的笼罩，汉代以后，时势变了，学问不专为君主致用了，这个附会的桎梏是可以自己除去了。拨清前人的曲解，回复经书的真面目，乃是当然应有的事情。欧阳修、郑樵、朱熹们起来改变旧说，原是他们的理性逼迫着他们担负的责任。然而八百年来，他们的理性依然受着汉人曲说的压抑，在学术界永远站下风的地位。这实在是很使人抱不平的。汉代经师造伪，遮蔽了后

4、人认识客观历史的眼睛，也违背了学术的客观性与科学性。此外，顾颉刚还追溯汉代经学的前生今世，《秦汉的方士与儒生》可看作一部关于汉代经学的批评著作。该书内容大致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叙述了秦汉时代的若干种政治制度，第二部分说明了博士和儒生怎样由分而合，怎样运用阴阳五行思想创立政治学说，又怎样依照这些学说而主观地排列上古史系统，从而为秦汉各个历史阶段的政治统治集团服务，第三部分阐述了汉代经学转入谶纬后对政治的影响，最后得出结论:研究的结果，使我明白儒生和方士的结合是造成两汉经学的主因。此后，学术的道路从此限定只有经学一条了。这比之始

5、皇的以高压手段统一思想还要厉害。二千余年来没有生气的学术思想就在这时行了奠基礼。经过一番分析，顾氏最后推论方士与儒生把古代的历史搞的乱如团麻，是两汉经学弊病重重的主谋。这一深入浅出的梳理，将阴阳五行的由来及其对汉代学术与政治的影响娓娓道来，汉代经学的前生今世也展露无疑，有助于人们深入了解经学的形成与发展。宋代经学的一大特色，是疑经辨伪的兴盛。一方面，顾颉刚以志同道合的姿态肯定宋儒疑经辨伪的重大意义，另一方面，他又以批判的眼光分析其疑经的不足之处。顾颉刚肯定宋代风起云涌的疑经思潮，称赞宋儒开疑经辨伪之风气，认为他们能勇敢揭去政治

6、体制下儒家经义的煌煌外衣，辨出为历史迷雾所掩盖的虚妄与讹误，不仅动摇了汉唐时期威而有信的经学尊严，而且还有利于摆脱政治与道德对经学的绑架，对经学进行符合历史真实的学术探究。以程颐为例，顾颉刚称赞宋儒的敢于疑经:其对于伪书伪事亦颇多匡正，不特疑诸子传记，且进而疑经。又评论说:以正统之理学家而能脱去卫道之恒蹊，平心以对敌人，谓非对于古代学术史有深彻之了解而能若斯乎!凡此等处，皆见宋儒自由批评之精神，洵非前后数代所可及乎。其后郑樵、朱熹、黄震、王柏诸儒接踵而起，更定古籍，无所顾忌，实由伊川(笔者按，程颐又被称为伊川先生)导夫先路。得

7、益于程颐自由批评精神的提倡，宋代经学才在疑经辨伪上取得了重要成就。同时，顾颉刚也看到了宋代经学的不足之处。宋代理学兴起，一反汉唐训诂义疏的传统，摒弃二手材料的传注旧说，直接从一手材料的经文中追寻经典新义。顾颉刚肯定宋学用义理去廓清汉代经学的繁冗与术数，但对舍传取经的治学方式却加以斥拒。在他看来，宋代理学一方面背离了实证之学的轨道，不免陷入玄虚空疏，另一方面，由于寻求经义的标新立异，仅凭主观之理而随意改动经典文本的做法，更容易产生对经学文本的臆断与歪曲性诠释。他认为，传注旧说固然有缺陷，但毕竟是当时的典制、社会的反映。宋儒们舍传

8、求经，其旨趣并不是寻求更准确地诠释经文，而在于挣脱章句注疏的桎梏，为我所用地借助经文以自由阐发自己的见解，这一取向，自然为求真心切的顾颉刚不能认可。对清代经学，顾颉刚主要关注两方面:清代考据与今文家疑古辨伪。在他看来，清代经学对中国学术的贡献，尤以考据为重。对清代朴学的基本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