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抗战前后大理外侨档案的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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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浅谈抗战前后大理外侨档案的史料价值　　档案是以文字、图表、声像等形式记录国家机构、社会组织和个人从事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等社会实践活动的重要载体，是诸多史料当中最为珍贵的一种史料。大理的外侨档案由国民政府的国防部、宪兵司令部、内政部、外交部及云南省政府、民政厅针对外侨管理下发的法规、训令或转发的电文、大理县政府向国防部、宪兵司令部呈报的外侨调查表及异动情形报告表、中央与地方的来往函件以及已经办理完毕的、有查考保存价值的文件材料所构成，其研究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通过外侨档案可以深入了解大理外侨的分布及管理　　档案记载着过往的历史事件，是一种零散的历史叙述，翻阅档案我们会发现那些在字里行间若隐若现的陈年旧事，构成了特定时间和空间的社会生活环境，成为地方社会秩序场景的组成部分。大理的外侨主要是传教士、医生、教师。主要原因是自近代天主教、基督教就传入大理，可谓根基深厚。20世纪初外国传教士在大理的活动除了传教外，还开办诊所、医院、学校，对推动当地医疗技术水平、教育水平的提高、公共卫生疫情的防治发挥了重要作用。如19041906 年，内地会的安选三、盖吉士和加拿大医生赖宏恩到大理传教，曾在大理城朝阳巷设一小药室，卖驱虫药、眼药、疮药等，开启了大理地区使用西药的先河。1916年3月，法国传教士在大理传天主教，开设两级小学和女子小学。1930年11月，洱源、邓川教会成立后，美国女传教士万恩普在洱源建麻风病隔离所，为患者治病传教。福音医院的历史可追溯至1901年，内地会英国传教士马锡龄夫妇到大理传教所居住的朝阳巷福音堂。1905年内地会、圣公会在大理购民房建福音堂。内地会从开封迁来的福音医院于1941年8月开始门诊。院长为加拿大女医师美德纯，有外籍医生9人，本地职工60多人，病床50张，内有婴儿床10张。医院附设护士学校，设施完善，可以动一般外科手术。档案记载，1947年长期定居大理的外侨主要有24 人，主要聚居地为大理内地会福音医院和大理天主堂，这些外侨的职业分别为医师、护士、事务员、基督教传教士、牧师、天主教传教士。在大理内地会福音医院服务的医务人员和基督教传教士居住地址为大理中溪路，而天主堂的传教士，男性的居住地址为大理林森路三十五号，女性传教士的居住地址为中和镇林森路育成女子部。从经济状况上看，大理福音医院和大理天主堂的动产均在一亿元以上，在福音医院服务的医务人员、神职人员月薪为一百万元至七十万元不等。而大理天主堂的神职人员均无任何私产。从家庭状况上看，福音医院的工作人员家属或居住在英国，或在美国，或在大理。而天主堂的神职人员以传教为终身事业，均无家庭。从国籍分布来看，英国12人，法国5人，意大利3人，西班牙3人，美国1人。　　在大理的外侨档案卷宗中，所有的县、乡都要掌握所辖区域内外侨的基本情况。每月将外侨调查表及异动情形报告表呈报国防部、宪兵司令部。1947年7月，为了解各国侨民在滇的分布情况，云南警备司令部先后多次发文催交外侨调查表。其内容包括：外侨姓名(原文/ 中文)、国籍、教育、党派、特征、性别、年龄、言语、宗教、嗜好、职务、地址、经济状况、家庭状况、活动情形、首次来华日期、身份证或护照号码等，这些数据构成了福柯所说的规训机制。体现国家规训机制的就是警察。警察对外侨的管理，除了登记、统计之外，还有检查。检查是构建一个秩序井然的社会所必需的基本条件。大理县警察局除了逐日派警清查大小旅店，还与保甲、当地驻军密切联合，进行户口清查，对外侨则是查验签证：每月查验一次外侨护照，如有过期的令其补办，初到的查后签证，离开时查验后才放行。外侨管理可谓监视与保护并重，大理县警察局每月调查一次外侨情况，如有异动，当晚分别呈报备查，在福音医院，院门前设一派出所，专司保护。抗战期间，两所教会大学武汉华中大学和广东协和神学院，曾先后迁到大理喜洲，而后者无论是教职员工、家属，还是学生，都基本上是教友。华中大学在喜洲办学的时间长达7年。学校聘有十几位英、德、美及瑞典的外籍教师。大理县警察局与县党部、青年团、师管区司令部密切联系，考察学校师生言论及人口复杂住户的行动，如发现可疑人员，则派警暗中监视。结合档案及史料来看，出于维护国家安全与国家利益的需要，对外侨的管理在抗战期间及抗战结束后都是较为严格的。　　二、大理外侨档案反映了中央权力向地方社会的渗透　　1937 年之前，云南地方与中央之间虽然存在着行政事务的往来，但中央权力很难对云南地方各项政务产生实质性的影响。抗战爆发后，云南成为抗战最重要的后勤保障基地和运输海外援华物资的交通要道。滇缅公路及其后中美共同开辟的驼峰航线成为抗战的生命线。这一时期，云南边境管理事务，滇缅公路的日常运输及战事，均被置于中央的管控之下。大理档案馆保留的外侨档案，反映了当时中央机关与地方职能部门之间的信息沟通。透过民国时期大理的外侨档案，可以管窥中央权力借助于话语、制度规范以及身份塑造，通过各种各样的技术手段渗透到地方社会中。中央权力向地方渗透的表现之一，建构自上而下的外侨管理规制。中央权力如同它据以实施的策略，体现在法律条文的制定和各种社会领导权中。按外侨异动处理办法的规定，三、凡外侨住在地各市县政府均须指派保甲长负责监护如有异动应立即报告各该市县政府;四、各市县政府报后应即填具外侨异动通报表(对上政为报告表如附式)通报其所往之市县政府并于二十四小时内报本会及分送宪兵司令部查核其情节重大或时间急迫应用或电报先行通报及呈报;五、外侨到达此居留地后各该地政府即依前项规定呈送报告表如欲明瞭其过去情形得函询原居留地政府查复;六、本会及宪兵司令部如发觉外侨异动有特殊情形时需随先为指示;七、第三至第五各项此称报告表之呈送住在重庆本会附近本地依第四项规定其他各地用邮寄其日期以邮戳为准;八、外侨异动报告表能调查确切依限填报在半年内后实延迟者或因循漏报甚至竟不填报者其主管及承办人员各按情形轻重分别奖惩。从外侨异动处理办法中可以看出对乡、镇外侨的监控主要由保甲长负责，根据1940年国民政府颁布的《警察保甲及国民兵联系办法》和《各县保甲整编办法》建立起来的保甲制度，实际上是一种集党、政、军、警为一体的严密的组织体系，是国民政府对乡村基层实行严密监视和控制的基础。大理各乡镇的外侨调查表暨外侨异动报告表经县长要覆查属实后每月呈报给国防部、南京宪兵总司令部。至1947年7 月内政部发文：普通外侨调查表在宪部方面可不再报呈，普通外侨调查表业务交由内政部办理，而在华外籍军事人员调查仍由宪兵司令部受理，各在华武官顾问参赞及间谍之活动等仍请随时严密监视惠予协助办理。　　中央权力对地方的渗透表现之二，规范地方外侨异动情形汇报的书写机制。对外侨异动情形的监控主要手段是检查，检查伴有一整套书写机制，外侨异动情形调查表的格式均由中央机关统一规范。如制定统一的外侨异动报告(通报)单格式的主要缘由：近来因各地对外人原名及职业填写办法多不一致故得该项报告单格式修正。外侨调查表、外侨异动报告表将外侨置于从保甲长至乡长(区长)、公安局局长、县长、厅长、部长的分层监控、监视、观察、记录之下。这种书写技术在将被监视的对象外侨置于书写X络之中的同时，也通过文件将省、县、乡的工作置于中央的监控之下，各层级的检查者也陷入书写的X络中，留下详细的档案，而这种文档的技术化使得个体的人成为个案。检查是对于被监控者信息的处理和控制，中央权力的效应就是在对地方的检查与监控的过程中产生的。中央权力对地方的渗透还表现在通过动员式治理，强化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在边境管理上，动员式治理表现为国民政府通过自身动员的方式整合行政力量以应对出入境及外侨管理过程中的问题。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行政动员贯穿于政府施政的整个过程中。如1945 年的档案中常见的表述：调查我国境内留居外侨工作至关重要，值此与盟国并肩作战出入国境外人异动频繁之际国防部电文自抗迄今时逾一载外侨转徙来往日益频繁对于外侨分布状况亟须加强调查。动员式治理的发起者是中央机关，贯彻执行主体是地方政府，在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这种微观互动中，中央机关与地方政府的组织体系之间、中央的指令协调机制与地方社会的认同机制的制度张力被弱化。　　三、大理外侨档案是滇西抗战历史记忆的组成部分 　　官方档案既是国家、民族历史记忆的重要载体，也是社会记忆传承的重要媒介，更是建构集体记忆的重要资源。滇西抗战作为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相关档案的研究，长期以来却一直不为史学界所重视。在云南，与外侨管理的相关档案几乎都与滇西抗战形势发展相关。大理外侨异动的情形就是在滇西抗战的大背景下被叙述、被书写。因此，滇西抗战的历史记忆离不开对外侨这一特殊群体在特定时空环境下的活动记录。这些保持原貌真迹的记录包含了诸多不为人知的历史事件与历史细节，档案记录背后隐藏着的社会与个人境遇，反映了当时历史活动面貌，是真实可靠而又极具权威的历史证据。外侨档案弥补了滇西抗战史料的不足。与此同时，档案记录之外的史料与档案的相互印证，使滇西抗战的历史记忆变得鲜活而真实。大理的外侨和中国人一起经历了滇西抗战的烽火岁月。根据政协大理白族自治州委员会提供的史料：抗战期间，大理福音医院在加拿大女医生美德纯的领导下，在救护抗战伤员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而美国空军进入大理后，在大理的云南驿和板桥村兴建了航空子弟学校和培训汽车修理的建国学校，为抗战培养了大批紧缺的技术人才。世界航空史上最悲壮的驼峰航线，历时三年的空运，据调查，英勇牺牲的抗日航空烈士中，美国2186名(含美国志愿航空队、美国陆军航空队第23战斗机大队和第14航空队、美国陆军援华空军队)。在驼峰航线沿途，既有美国飞行员莫尼中尉舍己救民的壮举，也谱写大理人民救助美军飞行员的感人篇章。尽管驼峰航线外籍军人的活动不属于地方政府的管辖范围，但军方与地方不可避免要发生联系，地方政府不得不就如何协调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进行请示、汇报。这些来回请示、汇报的公文，成为滇西抗战历史记忆的实录。抗战期间，一份外交部驻云南特派员公署1945年3月呈报的案情：恩乐内地会德籍教士伦克能出入ON75 地方之中国空军无线电台，并曾借该台发报定购药品，对中国军人谈话荒谬，声称：对日作战毫无胜利希望，并谓同盟国不能欧陆获胜。对该教士严加监视以防异动外，特电请查照办理等由查依照国府公布处理敌侨修正条例第十六条之规定，敌国传教士不得出入于军事区域，该德教士伦克能出入该地之中国空军无线电台并对军人言语不慎殊属不合，对于滇省德籍教士应依照上述条例切实管理。这一事件涉美十四航空队、恩乐内地会德籍传教士伦克、美军驻呈贡第三地面照相中队少尉司徒瓦特、恩乐乡乡长黄学海等。这些人物之间的联系反映在其活动过程形成的文件之间，公文按照彼一事引起另一事，下一事又说明上一事的叙事风格，使整个事件的前因后果一目了然。　　外交部驻云南特派员公署转发的另一份六库镇情报电台于1945年2月15 日拍发的电邮。美空军三人驾机自云南驿场起飞，在沪水上空因气候恶劣被迫降落于该局境内，嘱即调查，经遵奉前颁盟我飞机作战及因故障降落，无论已损未损，其人机处置办法分令各镇查报，旋于三月七日据卯照镇公所呈报，在所属第三甲拉瓦背山中发现死机残骸一架，保长曾率壮丁前往寻查，途遇耶稣教民顾扶义扒谓：上项飞机仅有一人跳伞生还，同伴二人均已身亡，并称伊受麻栗坪教堂之嘱，已由该教士及贝牧师将死者掩埋，余物取去，不许教外人员前往，请鉴核示。此事经县署核明，救护盟方飞机乃我应有之职权，该教士等干涉教外之事已属不合，即使曾受美方委托亦不应拒绝负有保护专责之乡保长前往查看，且擅作教徒与非教徒之分。此事经呈报外交部，外交部复电，调查外籍人员干涉地方行政行为殊属不合，地方当局此后如遇同样事件应予制止，电文还特地强调将救护各情函呈请军方及委员会外事局、驻华美军总部等机构。以上两个事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云南的乡村基层政权在救援盟军士兵、监视外侨异动情况、收集情报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抗战时期，社会力量的动员已经深入到偏远的农村;外国传教士的传教活动已经深入到云南边远的民族地区，并以不同的方式被卷入到这场战争中，但在国民政府不允许外籍人员干预地方事务的高压之下，并未对地方抗战工作产生负面影响。　　此外，在大理的外侨既是被记录的对象，也是历史的记录者。英国学者费茨杰拉德在大理考察期间所拍摄和保存的数百张照片中就有滇缅公路修筑的场景，也有援华外侨在大理的影像。伴随这些弥足珍贵的照片，大理地区积极备战的历史记忆，再次鲜活地呈现在人们眼前。滇西抗战的档案史料表明，无论是援华的外籍军方人员，还是普通的外侨，无论他们以何种身份来华，他们都是这场侵华战争的见证者。整理县域地区抗战时期及战后的外侨档案，揭开不为人知的人与事，以微观领域研究弥补宏观领域研究在历史细节上的不足，对于我们重新评估档案在抗战史研究中的作用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