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代前七子之儒士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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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明代前七子之儒士化【内容提要】明代前七子在复古运动后期普遍存在着从文人向儒士转化即“儒士化”现象，王廷相、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等为其代表。转化的方式、程度虽不尽相同，学术指向却基本上以关学为旨归，是前七子关学品性的直接反映，唐宋派的崇儒之路是前七子转化之途的自然延伸。文人与儒士的地位差异及正、嘉年间士人心态的变化是“儒士化”现象在当时风行的主要原因。明代前七子在文学复古运动的后期普遍产生了密切亲近儒学的转向，对此，有学者总结为“弃文入道”①，也有学者认为是在理学思潮影响下的“思想转换”②，这些说法都很有见地，将前七子的研究推进了一大步。本文拟从身份转化的角度再度审视，以期深入

2、揭示转化过程中所入之“道”或“理”的具体指向及其学派属性。实际上，从前七子整体来看，学术取向的转变与身份的转化相辅相成，但就每个成员而言，在这场由纯粹的“文人”③向德业儒士靠拢、转化即“儒士化”的过程中，其动因、方式、程度及最终的归宿并不完全相同。只有系统地探究上述问题，才能洞察前七子后期学术心态的变化轨迹，理清前七子与理学、前后七子与唐宋派之间的复杂关系，从而为准确评价七子派的复古运动奠定基础，也为考察古代文学发展史上众多的文人身份转化现象提供鲜活的个案。一从现有资料来看，在复古运动的过程中，前七子中除了边贡外，其他六人都曾对当时的儒学发展状况进行了广泛的思考并发表了相关的言论

3、。其中，王廷相、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四人向儒士靠拢、转化的倾向明显，且呈现出三种不同的情形：1、彻底的弃文入道者，以王廷相为代表。王廷相为七子中转化最彻底的一位，他由一名文人最后转型为职业的道学家，文学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在他六十五岁那年（1538）所刊刻的《雅述》篇中，就公开宣扬“文以阐道”的文学主张：文以阐道，道阐而文实，六经所载皆然也。晋、宋以往，竞尚浮华，刻意俳丽，刘勰极矣。至唐韩、柳虽稍变其习，而体裁犹文。道止一二，文已千百，谓之阐道，渺乎微矣。从“文以阐道”的观念出发，王廷相甚至认为曾明确宣称复古文是为了复古道的韩愈、柳宗元等前辈也不符合要求。更有甚者，他还对复古运

4、动中的同志李梦阳颇有微辞，对李梦阳所说的“宋儒兴而古之文废”④那段名言大不以为然，并由此而断定：“故知文士之言，糜而寡用。”以“文士”称呼李梦阳，以“功用论”评判文学，即清楚地表明了此时他所具有的“儒士”身份。不仅如此，从“文士”转变为“儒士”之后，他还对先前所从事的文学事业进行了追悔：“仆早岁问学，无所师承，亦随众致力词藻，伥伥贸贸于无益之途，极十余稔。及壮年以来，知自悔悟，回视少年，已自浪过者多，不可一二追复矣。至今恨恨然!大抵体道之学，缓急有用于世；诗文之学，君子不可不务，要之辅世建绩寡矣，而不适用也。”⑤不难发现，王廷相晚年在事功和道学两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与他自觉的身份转化

5、密切相关。2、心转而行未成者，以徐祯卿为代表。在三十三年有限的生命旅程中，徐祯卿在学术思想上经历了三次较大的转化：早年与祝允明、文徵明、唐寅一起在吴中放诞任情，切磋文艺；进士及第之后便转而与李梦阳、何景明等在京师研修古文辞，倡言“复古”；此后一度“脱弃华藻，游心玄虚”⑥，沉溺仙佛养生之道；正德五年（1510）冬天，在京师拜访王阳明，听其“语及圣门易简之旨，遂翻然大悟”⑦，表示要弃文入道，皈依阳明心学。王阳明对此曾总结道：“昌国之学凡三变，卒乃有志于道。”⑧可以说，徐在心理上已经完成了向心学家转化的过程，只是还未等到在心学的队伍中作出实绩，次年即因病辞世。尽管如此，明代的学者对这次

6、转化给予了极大的肯定，视他为实践孔门“朝闻道，夕死可矣”训教的当世颜回。3、逐步向儒士靠拢、转化者，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李梦阳在七子中向来被视为具有“反理学”倾向的人物⑨，但他也只是对程朱理学的弊端及理学家文艺观念进行批评，对周、程、张、朱等理学大师还是非常推崇的。作为一名积极入世的正统文人，他的理想人格、思维模式、诗学观念必然受到作为官方哲学的理学思想的影响。到了晚年，这种影响与日俱增并且促使他向专业儒士靠拢、转化。对此，有论者认为李梦阳当属七子中“未曾发现转变迹象或未得到资料反映”⑩的一类。从表面上看似乎如此，李梦阳后期在诗文创作中确实没有对理学发表过多少意见，但笔者以为

7、他是七子中除了王廷相外转化力度最大的，其标志就是他在晚年专门写就的充满了学理思辨色彩的《空同子》这部著作。据朱安《李空同先生年表》记载，李梦阳在五十六岁那年（1527），“闵圣远言湮，异端横起，理学亡传，于是著《空同子》八篇”11，分别从化理（上、下）、物理、治道、论学（上、下）、事势、异道等六个方面“该物究理”，“发明性命之源”12，可谓向理学家转化过程中做出的最大努力。其实，在此之前，内心的转化已经发生，时人对此曾有形象的说明：李献吉晚而与某论学，自悔见道不明，曰：“昔吾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