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高薪养廉的法律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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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高薪养廉的法律思考2、封建法律重典治贪的成败正是由于这种反贪原因的历史局限性，决定了封建社会的反贪必然是不彻底的。因为就百姓而言，他们在中国传统政治结构中历来是处于政治权力之外，无法形成一种社会力量来抵制官方的权力滥用。而从中国传统社会看，法律的基础又不是民意，而是来自皇帝。这表现在具体的案件处理上，就是不能把反贪制度贯彻始终，受皇帝的主观意志、一时好恶影响很大，法律化、制度化不足。以清朝为例，自公元1644年（顺治元年）至1911年（宣统三年）的268年之间，清朝一、二品官经济犯罪案件共108件，案中被判刑的一、二品官共157人

2、，其中死刑立决的68人，斩监候、绞监候的47人，受到其他刑事处分的42人。这些案件的处理，总的来说能够依法严惩，决不姑息，但另一方面，也有严重的问题：有的案件判罪量刑的标准不一；朝廷谕令审理主观主义；以言代法，对三法司等九卿判决的主犯，皇帝谕令无罪升官，或无罪判刑重处。[40]因此，由于我国古代皇朝大多是通过农民起义夺取政权的，所以统治者对旧皇朝的政治腐败大多具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对廉政建设也比较重视，这样在中国古代每一个皇朝建立之初，政治相对比较清明。例如朱元璋说：“昔在民间，时见州县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凡民疾苦视

3、之漠然，心实怒之，故今严法禁，但遇官吏贪污蠹害吾民者，罪之不恕”[41]但是明中期以后，廉政法制废弛，吏治大坏，终于走上了覆灭的轮回之路。其实这是有其背后的深刻原因的。　在中国法制史上虽然一直强调“德主刑辅”和“明刑弼教”，但是，法制实践却一直突出“重典治国”，尤其是对贪墨之官，一直都是在惩罚上重于常人。从上古开始，立法中便“盗”“墨”相提或盗赃并论，而从立法上看，贪赃受贿的刑事责任远比盗窃为重。　　例如在汉初的法律中甚至规定，官吏接受了其他官吏或百姓的饮食，就要被免职。以后觉得这样处罚过重，又改为“吏及诸有秩受其官属所监、所治、所

4、行、所将，其与饮食计偿费，勿论。”这就是说，收受了下属的饮食，如果付了相应的费用的话，可以不追究，如果不付钱，则照罚不误。[42]　　再例如《唐律疏议》规定，作为负有领导、主管某项工作的官吏“监临主司受财而枉法”的（相当于现“受贿罪”并为他人谋取的是非法利益的），如果数额达到十五匹就要处绞刑，[43]“监临主守自盗及盗所监临财物”的（相当于现法律之“贪污罪”）在处罚上要“加凡盗二等”，如果数额达到“三十匹”就要处绞刑，而常人盗窃，即使五十匹，也才是加役流而已。[44]　　我国古代保证吏治清明的廉政法律制度还有很多，发展到唐代已经相当

5、完备了，如果仅仅从中国古代的政治体制及其运行来考虑（也就是说，不考虑民主监督等现代法治因素），尤其是从刑事和行政法律上来考虑，那么我们可以说，凡是有可能出现权力腐败的地方，有关的廉政法制已经完全涉及和包罗无遗，有些规定与现代的中外法律规定比较（主要是刑法规定及一部分行政法规定），不但毫不逊色，甚至还有比现代更为严密的规定（当然并不是说总体上超过了现代）。　　而从实施这些规定的实效看，凡是这些法律制度得到充分的贯彻实施的，廉政效果都较好，社会政治就比较清明，这些都是有史为证的，例如以本来以掳掠为业的鲜卑属拓跋部建立的北魏，在孝文帝即位

6、后即颁布律令“义赃一匹，枉法赃无多少皆死”，并派使者在全国范围内查到了当年触犯该法律的40余人判处了死刑，自此之后，“食禄者跼蹐，赇谒之路殆绝”。[45]明朝初期，由于朱元璋重视廉政，实行严刑峻法惩治腐败，因而“一时守令畏法，洁己爱民，吏治涣然丕变矣。下逮仁、宣，抚循休息，吏治澄清者百余年。”[46]尽管这些记载不无夸大之词，但吏治对廉政的积极作用却是无可置疑的。　　但是另一方面看，即使是在严厉打击的情况下，官吏腐败现象仍然是存在的。例如朱元璋亲自组织编写的《大诰》三编及《大诰武臣》共236个条目，其中150个条目是属于惩治贪官污吏

7、的，因此《大诰》三编及《大诰武臣》实际上就是以惩治贪污为主的法规汇编。《大诰》是一部“法外之法”，把“法外用刑”合法化，尤其是对贪污罪，《大诰》的处罚规定要比《大明律》大大加重。还规定了贪污六十两银子以上者“枭首示众，仍剥皮实草”之刑，并将之挂于官府公座两旁，使官吏一见便触目惊心。明朝对贪官用刑之酷是历史上罕见的。对于贪官污吏，即使是功臣宗亲，朱元璋也一律严惩不贷。他在推动反贪运动中，还规定百姓可以将贪官污吏“绑缚赴京治罪”，“虽无文引”关津也要“即时放行，毋得阻挡”，“其正官首领及一切人等，敢有阻挡者，其家族诛”。[47]常熟县陈

8、寿六等三人曾把贪残害民的官吏顾英绑缚至京面奏，朱元璋当即赏陈寿六钞三十锭，三人衣各二件，还免除了他三年的杂泛差役，并警告地方官吏：胆敢对陈寿六打击报复者，一律族诛。[48]这说明这些规定不是装装门面的，而是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实实在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