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阳五行思想与齐地方术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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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阴阳五行思想与齐地方术之学                        方术文化是中国古代神秘文化的代表，它以阴阳五行思想为核心，运用阴阳对立统一、五行生克乘侮关系，推断人事，预测吉凶，对古代官方文化和民间文化都曾产生过重大影响。考察方术文化的发展，战国时期是一个重要阶段，而这一时期又以齐地的方术之学为盛，不但有著作传世，而且诞生了以阴阳五行思想立学的阴阳家学派，对战国后期的政治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所以方术文化是“上承原始思维下启阴阳家和道家的中间环节”①，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以往研究阴阳五行思想的学

2、者大多忽视了方术之学这条线索。鉴于此,笔者不揣浅陋试从方术之学的角度对战国时期齐地的阴阳五行思想作一番考察。   “方术”一词始见于《庄子·天下》，其曰：“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这里的“方术”概指当时流行的实用之学。汉代对方术之学有了明确的划分，《汉书·艺文志》采用刘向、刘歆父子《别录》和《七略》中的分类方法，把方术分为数术和方技两大类，将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等列为数术，而将医经、经方、房中、神仙等术列为方技。数术以知天命、占吉凶为主，方技以治生死、保性命为主。此后数术和方技的具体分类虽有所不同②，但是

3、大体不出这一范围，以致后来方术、方技、数术三者逐渐混淆。   考方术之源，可追溯到上古时期。数术家出于“明堂羲和史卜之职”（《汉书·艺文志》），与天文历象、龟卜占筮有着密切关系，是研究天道的学问；而方技者“皆生生之具”（《汉书·艺文志》），与医药养生有着密切的关系，是研究生命的学问。上古时期，数术和方技都属于官学，主要由祝宗卜史系统的文职官员掌握，所传内容属实用技术，故没有明确的传承系统。春秋战国时期，官学下移，史官之职废弃，方术之学流入民间，获得了长足发展，其中犹以齐地的方术之学为盛。由于此时的方术之学仍然处于“虽

4、有其书而无其人”（《汉书·艺文志》）的发展状态。所以要对其进行考察只能从《汉书·艺文志》的书目记载和现存典籍中寻找线索。下面就按照《汉书·艺文志》的分类方法考察一下齐地方术之学的发展。   方术分为数术和方技两大类。这一时期齐地数术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天文、钟律、形法等方面。                             （一）战国时期齐地数术之学的发展   首先，齐地的天文学在这一时期处于领先地位。天文学在我国古代既包含对日月五星、二十八宿等实际星象和云气的观察，也包含有关的吉凶占验，因此兼有星象观测和占星术

5、的双重性质，为数术学之首。《史记·天官书》记载：“昔之传天数者，……周室，史佚、苌弘；于宋，子韦；郑则裨灶；在齐，甘公；楚，唐昧；赵，尹皋；魏，石申。”其中甘德、唐昧、尹皋、石申均为战国时期的天文学家，而四者中又以齐国甘德的名气最大③。甘德的著作主要有《天文星占》和《甘氏四七法》。《史记》正义引《七录》云，“甘德作《天文星占》八卷”。《隋书·经籍志》则记有“《天文星占》八卷和《甘氏四七法》一卷”，《天文星占》的内容保存于唐《开元占经》，《甘氏四七法》散佚。   甘德的天文学成就主要体现在对二十八宿的划分和五星“推步”

6、等方面。甘氏首创“四七法”，将二十八宿分东、西、南、北四方，每方七宿进行定位④，直接影响了六壬式四周二十八宿的形式结构（式是一种模仿宇宙结构进行占卜的工具，式的结构与天文历算关系密切）。对五星运动规律的研究是甘德的另一重要成就。“五星”《史记·天官书》记载其名称为“辰星、太白、荧惑、岁星、填星（镇星）”，后世俗称“金、木、水、火、土”五星。古人认为五星与五行有着对应关系，“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史记·天官书》），而且还把五星的变化与五行结合起来，认为“五行之序乱”源于“五星之变作”（《汉书·艺文志》）。有的学者据此

7、认为“五行”概念源于“五星”⑤。甘德对五星运动的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不但对水星行度（行度即行星的汇合周期）、木星行度、火星行度、金星行度的测定处于当时的最高水平，而且还首次发现了行星逆行现象，观测记录了“五星聚井”的天象⑥。“五星聚井”现象被认为是改朝换代的先兆，对它的观测明显带有占星术的意味⑦。邹衍的五德终始说以“赤乌衔丹书集于周社”（《吕氏春秋·应同》）作为周代商的先兆，应是吸收甘德“五星聚井”理论的产物⑧。   其次,《管子·地员》中的“五度相声律”和邹衍吹律测气的记载都属于数术中的钟律学。   《管子·地员》

8、记载：“凡听徵，如负猪豕觉而骇；凡听羽，如鸣马在野；凡听宫，如牛鸣中；凡听商，如离群羊；凡听角，如雉登木以鸣，音疾以清。凡将起五音凡首，先主一而三之，四开以合九九，以是生黄钟小素之首，以成宫。三分而益之以一，为百有八，为徵。不无有三分而去其乘，适足，以是生商。有三分，而复于其所，以是成羽。有三分，去其乘，适足，以是成角。”这是迄今为止古代典籍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