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高校“去行政化”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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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我国高校“去行政化”的思考【摘要】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逐步取消学校、科研院所、医院等单位的行政级别”。我国是高等教育大国，高度集权和行政干预对高校自主发展影响较强，完全实现高校由“行政化”到“去行政化”的蜕变意义深远。文章回顾了我国高校管理体制沿革，借鉴国外高校发展成功经验，藉此对我国高校“去行政化”提出几点建议。【关键词】行政化去行政化管理体制【中图分类号】C24【文献标识码】A高校“行政化”的历史沿革所谓高校“行政化”，是指以官僚科层制为基础特征的行政管理在大学管理中被泛化或滥用，

2、即把大学当作行政机构来管理，把学术事务当作行政事务来管理。①高校“行政化”的实质就是将大学作为国家行政体制中的一部分，一方面大学与政府机构成为行政隶属关系；另一方面大学内部行政管理机构权限过大甚至完全取代学校学术机构。我国从新中国成立后大概经历了三阶段的“行政化”及“去行政化”的变化过程。12第一阶段是形成期（1949～1977年）。1949年，一方面新中国刚刚建立，百废待兴，社会建设也急需各类人才；另一方面当时红色政权苏联的援助，使得“以苏为师”的高校建设全面开展。全国逐步建立了一套高校管理体制

3、，并且带有浓厚的高度集权计划体制的痕迹。初期，大学书记、校长是由国家主席毛泽东亲笔签名任命，后期改为国务院总理签发任命。文革之后，国家政策明文规定一些本科院校的书记、校长为正厅（局）级，专科院校的书记和校长为副厅（局）级。而这一行政等级的影响一直延续到20世纪90年代，随着“985”工程和“211”工程高校计划的实施，一些高校开始将书记和校长的行政级别提升为副部级。伴随着领导层级行政性的强化，学校内部也开始逐步建立了一套和行政部门大体一致的科层管理结构，尤其是教育部《高校六十条》的确定实施，标志着

4、以行政权力为核心的高校管理体系正式确立。②12第二阶段是发展期（1978～1998年）。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和力度的加大，公众开始发现《高校六十条》已经不能满足也不适合高校“办学自主、学术自由”的时代要求和发展。1979年苏步青（复旦大学校长）、刘佛年（上海师大校长）、李国豪（同济大学校长）及邓旭初（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共同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呼吁让高校有一些自主权。1985年，中共中央出台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首次由中共中央明确表态要落实大学办学自主权。但是大学的“行政化”状态

5、和趋势并未削弱，甚至又有了更深的强化态势。究其原因，是因为这一阶段国家更加重视教育，尤其对高等教育投入更大，各个高校为了获得更为有利的财政、项目、人力等资源，着力依托与行政匹配的管理架构来实现。③第三个阶段转型期（1999～至今）。1999年，高校开始增加招生规模，即扩招时代开始，使得高等教育开始由精英教育扩展到大众教育，实现高等教育资源更加大众化。这一变化催进着高校“去行政化”的步伐，2009年6月，朱清时教授（时任中国科技大学校长）率先提出中国高校需要“去行政化”。之后他被聘请为南方科技大学校

6、长，开始探索和实践“去行政化”高校的建设和发展。与此同时，2010年中央发布《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和《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至此，从中央文件中开始明确提出高校“去行政化”的方向。随后深圳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开始进行“去行政化”改革和初探。其中深圳大学取消全校与政府挂钩的行政级别，实施“全员聘任制”。复旦大学除了将行政领导退出学术委员会外，还专门针对复旦自身设计了专门的会议制度和“召见―问责”制度。④12中国高校经历了“

7、行政化”到“去行政化”的历程，目前“去行政化”的改革力度在加大，深度在加深，但同时阻力也在增加。虽然国家层面有了指导性文件、在个别高校也进行了尝试，但由于“行政化”的历史影响惯性和涉及利益层面较广，使得高校“去行政化”步履维艰，任重而道远。我国高校“行政化”的主要表现我国高校“行政化”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外部行政化，即行政部门对高校实施的行政化管理；另一方面是内部行政化，即高校内部实施的行政化管理。从外部来看，政府过多地对高校进行干预，高校缺乏自主权；从内部来看，学校行政机构对学术自由进行

8、干预，学术权力被弱化。高校最大的学术特征近乎消失，难以体现。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2一是行政干预自主权过多。我国政府和高校的关系一直是领导与被领导，政府在高校管理上具有很强的人事任免权、财政权、管理权和评估权等诸多权力，鉴于此，高校日常运转，甚至是学术活动都受制于政府，对政府具有很强的依附性。第一，高校级别行政化。从新中国成立“以苏为师”至今，历史惯性已经形成高校行政化的特色，当今高校级别行政化一直存在，并且随着国家发展和高校重点建设，一部分高校的行政色彩不仅没有弱化，反而更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