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变迁中的地方核心行动者及其行动空间

制度变迁中的地方核心行动者及其行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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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0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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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制度变迁中的地方核心行动者及其行动空间[摘要]在制度转型环境中,制度变迁内在的波动性、软约束性及非耦合性从不同逻辑维度影响着地方核心行动者的行动空间。作为制度建构与解构的中轴,地方核心行动者在制度变迁过程中依靠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既选择、建构着制度,又逾越、破坏着制度。以纵向规范央地关系、横向建立权力制衡机制及夯实公民社会根基三个维度,建立科学有效的权力制约和协调机制,强化对地方核心行动者制度环境约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关键词]制度变迁;地方核心行动者;行动空间中图分类号:D09文献标识码:A文章

2、编号:1008-410X(2014)04-0086-07一、问题的提出19制度变迁中的地方核心行动者及其行动空间[摘要]在制度转型环境中,制度变迁内在的波动性、软约束性及非耦合性从不同逻辑维度影响着地方核心行动者的行动空间。作为制度建构与解构的中轴,地方核心行动者在制度变迁过程中依靠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既选择、建构着制度,又逾越、破坏着制度。以纵向规范央地关系、横向建立权力制衡机制及夯实公民社会根基三个维度,建立科学有效的权力制约和协调机制,强化对地方核心行动者制度环境约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关键

3、词]制度变迁;地方核心行动者;行动空间中图分类号:D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10X(2014)04-0086-07一、问题的提出19制度是塑造制度体制内相关主体行为的“一种关键性、干预性变量”,实现对行动者的约束。然而,约束实现的高度系统性制度环境与我国低制度化的现实环境存在明显的“错配”,导致常识性经验体认不符。因此,在我国这样一个制度转型环境中,各种社会生态急剧变迁,如何有效利用现有的各种资源,实现对地方社会的有效治理,决定地方政府绩效,而地方核心行动者作为地方治理核心,其行动逻辑无疑是解开地方治理的一个

4、重要突破口。所谓地方核心行动者,指制度变迁过程中地方权力组织或结构中的核心成员,拥有对辖区制度创新启动和具体制度实施方案选取的巨大话语权,往往能决定辖区制度创新的走向和绩效[1]。相对于西方一些学者从人性论的假设立论,无论是从经济人、社会人到复杂人,还是从经济利益最大化到效应最大化,大体上将行动者看做是受利益驱使的行动单元、制度环境塑造的对象、规则的顺应者。而本文认为:一方面,每一个地方核心行动者都有主观能动性,即具有潜在的选择能力、决策能力与创新实践能力,能够根据现有环境与条件的变化,选择、建构一些制度;另一方面,即使地方

5、核心行动者行动受到一定的客观制度环境制约,他们的行动空间也不可能被完全剥夺。因此,地方核心行动者能够在制度的建构与解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也就是说他们有可能根据自己的需要以及自身存在的环境,逾越制度规则,破坏制度。当然,这种逾越和破坏在一定程度上的影响并不都是负面的,因为逾越与破坏是创新的必要前提,地方核心行动者在进行必要的逾越与破坏的同时或之后,往往进行着制度的建构。因此,地方核心行动者既是制度的建构者,也是制度的改革与创新者,是制度创新的主导力量。总之,在制度变迁中,制度环境既是一种容器,也是容器中的内容;既是一种结构,

6、又是一个过程;既对地方核心行动者行为进行制约,同时又是其行动的结果。对于我国制度变迁而言,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仿照苏联模式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在这种僵化的制度环境中,虽然我国的地方核心行动者相对于苏联来说仍具有低度的行动自主性,但基本上是作为中央在地方的政治代理人和中央政策的贯彻者与执行者。改革开放以来,制度环境内生的核心行动者伴随制度环境的变化也产生着相应改变:正式制度中的党国体制、立法制度、财政制度、人事制度等规导着地方核心行动者;非正式规则中的意识形态、潜性规则、生活习惯及习俗浸润着地方核

7、心行动者。在转型期的特定制度环境中,伴随持续性的行政放权,地方核心行动者的自主性和合法性得以增长。同时,相对于中央治国者与地方微观主体而言,地方核心行动者更能够整合和表达微观主体制度创新需求,从而有效承担联结中央治国者制度供给意愿和微观主体制度需求的中介,由此地方核心行动获得生成及成长的政治生态。而转型期制度变迁的波动性、软约束性及非耦合性又从不同逻辑维度影响着地方核心行动者的行动空间,导致一些问题的产生。因此,建立一种“公平、透明、权责一致”的制度环境,加强对公民的权力保护,强化监督,或者说建立一种对地方核心行动者“束手做

8、事”的制度环境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保障。19二、解制:“放手做事”的逻辑美国制度经济学家诺思曾提出著名的“诺思悖论”:“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所必不可少的。然而,国家又是导致人为的经济衰退的原因。”[2](P20)同时,他也认为国家最基本的目标有两个:一是界定形成产权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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