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农地流转的障碍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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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农地流转的障碍性因素内容摘要：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出现的农地流转现象被学界称之为“第三次土地革命”或“新土地革命”，但近十年的实践表明全国并未形成新的土地革命。本文从“土地革命”的概念诠释着手，指出了土地制度变迁与创新对农地资源合理配置及农村社会稳定的基础性作用。根据制度变迁与创新的两大基本模式，从四大诱变因素分析了我国没有形成第三次土地革命的原因。结合我国农地使用权变革的实践，探究了农地流转的障碍性因素，进一步讨论了有可能诱发我国农地制度变迁的重大因素及其模式变化。　　关键词：农地土地革命制度变迁农地流

2、转　　　　我国为什么没有形成第三次土地革命　　　　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中国农村经历了十余年的家庭承包经营制之后，农业生产呈现出徘徊局面，“三农”问题初显端倪。一户一农的小规模的土地经营方式已经无法解决农村社会生产要素的结构性矛盾，即土地、资本要素快速流出农村，而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出受阻。这种结构性扭曲现象表明中国农村社会与经济的发展面临巨大的挑战，原有的农地制度变迁与创新势在必行，农地流转就应运而生。有学者称中国的农地流转现象是继“土地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中国土地的“第三次革命”。但是与

3、学界研究的结论不相一致的是，“土地流转”并未在全国范围内纵深展开，没有象家庭承包制那样形成由点到面的一统化，也就没有达到“革命”的目的——最终解决“三农”问题。“新土地革命”为何在中国没能真正形成，当前农村土地制度变迁与创新的障碍性因素是什么，都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重大问题。　　　　“土地革命”的诠释　　“土地革命”其含义是指土地制度的重大变革，或是土地所有制的重大革新，或是土地使用制的重大创新，或是二者兼而有之。从其内涵来看，土地革命既要改变人们在占有、使用土地上的关系问题，更要解决土地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在经济

4、发展、尤其是在农业发展上怎样配置利用好的问题。因此，土地革命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一个国家政治、经济变革的基础或前兆。　　土地革命引起不同农地制度的更替，提高土地要素配置效率建国初期的“农有农用”的土地改革，符合并满足了农民占有土地的心理需要，其激励作用是显而易见的。1952年与1949年相比，农业总产值增长了48.5%，年均增长14.1%；粮食总产量增长42.8%，平均增长12.6%。1978年起始的土地家庭承包责任制又是同期中国农业实现高速增长的最主要原因。计量研究表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前所作的贡献率为46.8

5、9%，大大高于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降低农用生产要素价格等其他要素所作的贡献。　　“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土地制度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我国工业化进程中的土地成本投入，并从计划体制上拿走土地剩余来扶持国家工业化，对整个国家来说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这种忽视区情、国情的农地制度，对农地资源合理配置及农业的危害也是极其惊人的。这种“一大二公”的土地制度首先导致劳动监督成本太高．同时，该产权制度的目标是追求社会内的不平等减少到最低制度，因而这种制度不提供劳动激励，从而出现了劳动激励缺乏的问题。　　农地制度改革对农村社会的

6、稳定至关重要农地制度的实质就是界定农地产权、规范人们使用和处置农地行为的规则，其核心就是调整人们与土地的系列权益关系。其合理与否事关农民的基本权益，关系到农业的生存与发展，影响农地利用效率和农村社会的进步。农地制度的设计与推行关键要解决二个层面上的问题：一是农地所有权问题。所有权是产权的基础，产权是所有权的实现。明晰的产权关系是使农户进入土地市场、实行等价交换、平等竞争的基础。目前我国农地集体所有的土地制度，产权主体是模糊的。谁为集体，谁是集体的合法代表，谁拥有土地的终极占有权，都因这个集体缺乏人格化而使农地

7、所有权“虚化”。这种“虚化”的产权关系可能成为我国新一轮土地制度变革的重大诱致性因素。二是农地的使用权问题。作为独具特色的中国现行农地制度，其所有权概定为农村集体组织，而使用权则从集体组织剥离开来赋予给农户。完整的农地使用权应该含有财产权的性质，以及通过使用土地随之获取的收益权。由于产权模糊不清及土地权能不全，引起我国农地权益纠纷日益增多的现象。无论是在土地承包、土地调整，还是在土地征收征用、土地流转中，县、乡、村等强势组织不同程度地侵害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剥夺农民土地使用的处置权，争夺农地的剩余索取权，给农村

8、社会的稳定与发展造成巨大的隐患。因此，在城市化、工业化、信息化迅猛推进的中国，纵使拥有配套完整的农业基础设施和先进的生产技术，如果农地产权概定不清，农地制度的激励或约束功能受到削弱，必然导致农地配置利用的绩效低下，危及农村的稳定乃至整个国家的安危。　　　　“土地革命”基本模式　　“土地革命”本质上是一种制度的变迁与创新。按照制度经济学原理，制度变迁有两种类型或模式——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