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农地流转及形成根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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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农地流转及形成根源（下）(四)社会声望在农村住户中，一些家庭由于其成员中有的在乡村当干部或曾当干部，有的在乡镇外国家企事业单位工作，有的参加了党组织，等等，使得这些家庭与普通农村家庭在社会声望上有这样那样的不同。在以往研究农户收入增长与分配(史清华，2000b)、税费负担(史清华和王玉琴，2001)、储蓄与借贷(史清华和万广华，2002)等行为中，发现社会声望对这些行为有着明显的影响，是否对农地流转行为也有影响?从一般的判断，我们认为应当是有影响的。从东部三省样本户统计结果看(表9)看，部分证明了我们的判断。在农地流转行为中，有社会声望的家庭，其增地行为较普通家庭明显要小，而减地行为则

2、不然。有声望家庭中，村干部家庭的减地行为明显高于其它类别的家庭。声望家庭中的人均耕地一般地均小于普通农户。2000年东部沿海三省农村人均耕地，声望户为1.04亩，村干部户为1.13亩，一般农户为1.14亩。与1995年相比，分别减少了1.32％、10.97％和2.24％。这一结论暗示着，在中国农村，村干部有农村“贵族化”的演变趋势，村官们正在由普通的农地经营者逐渐向行政管理者过渡。单纯地就农地转包行为看，无论是包出行为，还是包入行为，有声望家庭与普通家庭差异并不明显，有声望家庭的转包行为普遍低于普通家庭。这一结果表明：在农户家庭的农地自由流转中，家庭社会声望的影响几乎是很小的。这是由于声

3、望户本身在农地承包中，所承包农地的零碎程度要好于普通户。在2000年三省农户家庭中，在单块面积不足1亩的地块比例基本相同(普通户为60.95％，村干部户为61.93％)的情况下，单块农地平均面积，普通户为1.14亩，而村干部户却为1.17亩。LOcAlhOSt这一结果从某种角度揭示出，普通农户所以要自发进行农地调整，在农户间进行农地转包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将平均化农地分配制度所人为形成的农地经营零碎程度过高的格局进行改善，事实上，农地经营中的零碎化程度过高已成为今日中国农民进行农地流转的重要因素。三、农户农地流转的决定因素尽管在上文，我们已对影响农户家庭农地流转行为的部分因素作了一些基

4、本分析，但是究竟是那些因素在起主要作用，则很难说清楚。这里我们借助计量经济模型技术，运用以村为单元的农户加总数据，分别以增地农户率、减地农户率，包入地农户率、包出地农户率为因变量，以人均纯收入水平、家庭劳动人口负担水平、人均耕地面积、块均耕地面积、非农化程度、劳动者平均学龄、家庭平均人口、受培训劳动者率、规模不足1亩的地块率、非粮作物种植面积比例、作物种植每工净收入、人均税费负担水平、费在税费负担中的比例为自变量，以省和年份为虚变量，构建了四个计量模型(表10)。从模型结果看，决定农户进行农地调整，增加耕地的主要因素有：省际间政策差异，家庭人口规模(负)、人均耕地、非农化程度、规模不足1

5、亩的地块率、作物种植效益、人均收入水平等。减少耕地的主要因素有：劳动者平均学龄(负)、劳动人口负担、家庭人口规模(负)、非农化程度、省际间政策差异、块均耕地面积、规模不足1亩的地块率等。决定农户采用转包形式调整农地，包入耕地的主要因素有：劳动者平均学龄(负)、劳动人口负担、家庭人口规模(负)、规模不足1亩的地块串、非农化程度、块均耕地面积、省际间政策差异等；包出耕地的主要因素有：省际间政策差异、劳动者平均学龄、家庭人口规模(负)、非农化程度、人均耕地、人均收入水平(负)、作物种植效益(负)等。综合以上4个模型，发现真正在农户家庭农地流转行为中起主导作用的并不象我们想象的那样，家庭人口规模

6、、家庭劳动者平均学龄、家庭经营非农化程度、家庭经营农地的零碎化程度等几个因素才是起主导作用的因素。例如，从模型计算结果看，若家庭经营非农化程度的提高一个百分点，则可增加农户农地流转发生率0.16——0.18个百分点，其中增地行为发生率提高0.179个百分点。减地行为发生率提高0.158个百分点。增加农地转包行为发生率0.097—0.321个百分点，其中包入行为发生率提高0.097个百分点，包出行为发生率提高0.321个百分点。对于推进农村农地要素流转的收入因素来说，只是其它诸多因素的一个综合，诸如家庭经营管理水平、家庭人力资本储备、非农化程度等。当然，省际间的政策差异性以及国家土地管理政

7、策变化等因素对农户家庭农地流转的影响也是很大的。诸如，二轮承包政策的实施是促使“九五”期间部分年份间农户家庭农地变频增大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以往研究中(史清华，1999，2000a，2001a)，我们用大量篇幅已经证明，中国农户的行为是经济理性的。农户家庭所做出的每一个经济行为都是符合效用最大化原则的。即使最终证明个别行为没有达到效用最大化，但其出发点或初终是这样的。同样在进行农地流转行为方面，农户的决策一样具有经济理性，这在我们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