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墨、道、法思想与古代节操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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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儒、墨、道、法思想与古代节操文化摘要中华古代节操观念以儒家观念为中心，兼容诸子众家之长，儒家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关注，道家适己任性的人生态度，墨家兼爱的主张，法家“抱法处世而治”的思想，共同孕育了古代节操文化。关键词儒、墨、道、法节操文化一中华文化的一大特色便是高度注重人的锤炼和修行。以“人皆可为尧舜”策励人们完善自我。儒家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倍加关注，及其所张扬的具有积极意义的为天下之道即“仁以为己任”、“任重而道远”、“安贫乐道”的思想主张，给了后世仁人志士以巨大的鼓舞，为之提供了一种“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安身立命的人格范式。道家适己任性，不受物累，隐居避世的人

2、生态度，往往为后世那些愤世嫉俗、仕途受挫，怀才不遇、心灰意冷的士子们所取法，成为他们功成身退、全身避害的处世方式；墨家兼爱的主张，则对数千年来中国古代文明史中一条基本的人文准则——“孝”道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孝”之伦理价值观一方面指向“五伦”即：“父义、母慈、兄友、弟共、子孝”之制度，即“亲亲”的领域；另一方面指向社会职责，具有社会功利性的目的，那就是：立身、立德、就诸侯、度卿大夫、誉士等。而法家的“抱法处世而治”的思想对于唤醒昏睡于亡国之际的民众，激起他们的爱国热忱和责任感，树立必胜的信念，反对侵略战争，无疑具有积极进步的意义。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正是这种救亡意识和爱国责任感

3、的集中体现。本文通过对古代节操观念成因的探讨冀有利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从而获得美好而全新的人格精神的观照。二“节操”是一个有深刻文化意蕴的概念。古人释为：“不以辱身”（《韩诗外传》）。“见危致命”、“知义理之名”（《论语》）。“昔圣王之处士”、“修立之名也”（《齐语》）。《辞海》释为：“政治上和道德上的坚定气节和操行，有政治信念和道德理想所决定，是坚定信念和坚强意志力的统一。”由于政治、道德观念的不同，儒、道、墨、法各家对于节操的理解与主张亦不尽相同。儒家举事必以社稷为重，不做辱国和有损人格之事，故其将殉名、殉家、殉天下视为节操之最高境界。这种精神主要表现为：1．忧劳兴国孔子曰：“士不可不弘

4、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秦伯》）孟子曰：“故天下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胫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弗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告子下》）并道，君主“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孔孟之忧患意识，不可谓不强烈矣。正是这中忧患意识形成了儒家对“治国、平天下”的倍加关注和强大的心理动能。仲尼周游列国，“一生干七十余君”，并开私人讲学、著述之风。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并作《孟子》七篇。尽管仲尼在当时“不得志于诸侯”，孟轲亦

5、因“天下方务于合纵连横，以攻伐为贤”，其主张不能为齐王采纳：“所如者不合”，只好归鲁国，以布衣终老。但是，孔孟“忧世之患”的人格与追求道德理想的精神却不能不令人为之感泣。孔孟所强化的忧患意识，对古代节操文化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已成为一切有抱负的仁人志士所信守的人格律令。曾经以强大的武力而不能使有扈氏屈服的夏后伯启，由于后来意识到自己德薄而教不善，于是乎十分注意修身聚德。他“处不重席，食不贰味，琴瑟不强，钟鼓不休，子女饬，亲亲长长，尊贤使能。”终于以德使有扈氏服。《书》曰：“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唐代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天下的骤兴骤亡的史实亦

6、印证了这一至理名言。忧劳兴国论既体现了儒家对时艰的反思，亦显示了人格自我意识的觉醒和个体精神的张扬。“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正是这一“忧世之患”的使命意识的集中体现。2、贵公去私《吕览·贵公》援引范鸿之言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偏无颇，尊王之意；无或作好，尊王之道；无或作恶，尊王之路。”所谓“无偏”即无私，“无或作好”即无私好。故不韦称：“公则天下平矣”、“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人之天下也。”《吕览·去私》：“天无私覆也，地无私载也，日月无私烛也，四时无私行也。”正因如此，尧有十个儿子，却不将天下授与其子，而授于舜；舜有九子，亦不授与其子而授与

7、禹。表现了他们大公无私的品德。据传，晋平公曾问于祁黄羊说：“南阳无令，其谁可而为之？”祁黄羊毫不犹豫地推荐了解狐来担任这一职务。平公惊曰：“解狐他不是你的仇人吗？”黄羊答曰：“君问可，非问臣之仇也。”平公赞许地点头称“善”。不久，平公又问黄羊说：“国无尉，其谁可而为之？”黄羊又向他推荐了名叫午的这个人。平公曰：“午，并非是你的儿子啊。”黄羊答曰：“君问可，非问臣之子也。”平公又钦佩地点头称“善”，并遂用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