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民本与民主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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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的民本与民主论文内容提要：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主要包含两方面的意义：其一，人民的利益是国家和社会的价值主体；其二，君主的权力只有得到人民的拥护才能稳固。前者属于价值判断，后者属于事实判断。但是，由于君主制实际上使国家成为“家天下”，所以人民的价值主体意义在中国古代的政治生活中并没有真正得到体现。君主制的弊病，在明清之际已引起一些士人的反思，在中国传统民本思想中蕴涵着从君主制向民主制发展的种子。鸦片战争以后.freelentofthepeople,bythepeople,forthepeople’,.freel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

2、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独秀文存》第243页）。新文化运动所讲的民主，一是在伦理道德上追求个性解放，二是在政治上主张实行“民治”。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认为，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只有民众都去除了传统的纲常礼教的束缚，实现了“伦理的觉悟”，才谈得上建设“民治”国家。他们宣扬个人价值、个人自由，但同时也提醒人们：“小我”是不能脱离“大我”而独立存在的，“小我”对于“大我”的过去与未来“须负重大的责任”（《不朽》，《胡适文存》，亚东图书馆1923年版，第113、118页）。在他们看来，解放“小我”是为了拯救“大我”，启蒙是为了救亡。1914年爆发的

3、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中国的许多政治家和思想家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感到失望，而战后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不公平待遇以及北洋政府对帝国主义的屈服，更激起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和广大民众的愤怒。由此而触发了1919年的“五四”运动。在此运动期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向一批知识分子展示了一条能够拯救中国而又不重蹈西方资本主义覆辙的新路，他们很快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把俄国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不仅看作是劳工主义的胜利、社会主义的胜利，而且看作是“庶民的胜利”、民主主义的胜利。他在1919年写的《劳动教育问题》一文中说：“现代生活的种种方面，都带着Democracy的颜色，都沿着Demo

4、cracy的轨辙。……Democracy就是现代唯一的权威，现在的时代就是Democracy的时代。战后世界上新起的那劳工问题，也是Democracy的表现。”（《李大钊文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32页）他确信，“德谟克拉西与社会主义，在精神上亦复相同”。无产阶级专政是“以劳工阶级的统治，替代中产阶级的少数政治”，当阶级对立已经消失，无产阶级专政就告结束，“那时事物的管理代替了人身的统治”，人与人之间“只有自由联合的关系”，这样的社会才是“纯正的平民主义”的社会（《平民主义》，《李大钊文集》下卷，第607－609页）。1922年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中国革命实行从民主革命到

5、社会主义革命分两步走的战略。孙中山于此时也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这奠定了1924年至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基础。孙中山在向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提交的《宣言》中，把“反帝国主义”作为民族主义的重要内容。关于民权主义，他指出：“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者所得而私也。……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唯求所以适合于现在中国革命之需要。”（《孙中山选集》第592页）关于民生主义，他提出了“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两项政策。这次大会的《宣言》还提出了“实行三民主义为中国唯一生路”，“

6、芟除实行国民党主义之一切障碍，更应以党为掌握政权之中枢。盖惟有组织、有权威之党，乃为革命的民众之本据，能为全国人民尽此忠实之义务故耳。”（《孙中山选集》第590、594-595页）这次大会还确认，“国民党之组织原则，当为民主主义的集权制度”。革命成功为第一需要，党代表了人民的利益，为了革命成功而需实行“民主主义的集权制度”，这是当时国共两党共同接受的原则。国共合作领导的军事斗争和工农运动赢得了北伐战争的胜利。随之，国民党实行“清共”、“剿共”政策。蒋介石凭借军事实力，确立了其在国民党内的领袖地位。国民党在“军政时期”后开始了“以党治国”的“训政时期”。共产党则在其红色根据地内效仿苏联，实行“苏

7、维埃”制度。在国民党“训政时期”之始，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胡适有感于人民的权利自由“没有法律规定的保障”，“种种政府机关或假借政府与党部的机关侵害人民的身体、自由及财产”，写了《人权与约法》一文，要求“确定法治基础”，“保障人权”。胡适的文章得到了知识界的广泛关注和响应，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形成了以“保障人权”为旗帜的“人权派”。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等人也于此时发起组织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人权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