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权若干问题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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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育权若干问题探讨生育权是人权的一项基本内容，1968年联合国在德黑兰召开的国际人权大会上，第一次承认了生育权是一项人权。我国在六、七十年代始提出的“生育权”，是作为人权一部分的一个政治概念。对于生育权的定义，我国法学界人士存在着各种不同看法，本人认为生育权作为一个法律概念，生育权是指个人或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夫妻双方有依照法律规定生育或不生育子女的权利，同时生育权也是所有夫妻和个人为追求和维护生育利益而进行受国家保护的生育方式、生育间隔、生育次数的选择正当权利。随着时代的发展，如何正确界定生育权

2、，如何从法理角度分析与生育权有关的社会现象，是法学界人士不能回避的理论问题。从社会法学角度分析近年来与生育权有关的冲突现象，正确认识并在法律上加以确认和保障，对于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婚姻家庭的稳定，实现男女平等和妇女权益的保障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我国法律对生育权的有关规定虽然我国宪法中没有使用生育权的概念，但宪法第49条规定“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其含义应当理解为：夫妻双方有权生育，但是要按照国家的计划行使该权利。长期以来，我国的《民法通则》以及《婚姻法》对公民生育权未作明确规定。但

3、尽管《妇女权益保障法》第四十七条规定了“妇女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生育子女的权利，也有不生育的自由”，但这是法律基于女性的社会弱势地位而给予女性的特殊保护，以保障其权利的有效实现，而非对男性生育权的否认，法律也从未否认男性拥有生育权。事实上，生育子女繁衍后代是自有人类以来谁都明白的自然规律，这个自然规律需要男女双方的共同参与。也就是说生育子女的权利不能分割看待，女人享有，男人也享有，而且缺了任何一方，生育权都将成为空谈。夫与妻都拥有生育权，即意味着夫妻双方都有生育的自由和不生育的自由。《人口与计划生育

4、法》对生育问题不分性别地作了这样的规定：“公民有生育的自由”，具体有：依法生育的权利；实行计划生育男女平等的权利；获得计划生育、生殖健康信息和教育的权利；获得避孕节育技术和生殖保健服务的权利；获得知情选择安全、有效、适宜的避孕节育措施服务的权利；获得法律、法规和政府规章规定的奖励、优待、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社会救助的权利和平等发展的权利；公民有依法获得法律救济的权利。其他的政府文件也表达了生育权的观念。如我国政府发表的《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指出：“国家尊重妇女的生育权，保护妇女的生育健康”。《中华

5、人民共和国人口与发展报告》则重申了我国对1994年《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行动纲领》的承诺：“个人和夫妇自由地、负责地决定其生育子女数、生育间隔以及适当的避孕方法的基本人权必须受到尊重”。从以上规定看，生育权在我国具有基本权利的地位，受到国家的重视和保护。二、生育主体范围生育权法律关系所要讨论的首要问题以及法律实践中对生育权加以规范遇到的首要问题都是生育权的主体问题。我国法律和政策确认和保护的生育权主体的范围事实上只限于缔结了婚姻关系的夫妻。虽然从《妇女权益保障法》中的权利主体“妇女”、《人口与计划生

6、育法》中的生育权主体“公民”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发展报告》对1994年《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行动纲领》的承诺中的生育权的主体“个人和夫妇”来看，似乎生育权的主体范围在我国极其广泛，但相伴随的计划生育法律、政策却对公民实现生育权作了诸多限制。对于一切非婚生育、未婚同居的生育、未达法定婚龄的生育、遭强奸的生育、已婚通奸的生育、通过人工授精的非婚生育以及未成年人因各种原因造成的生育，法律一律予以禁止。我国宪法规定：夫妻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18条规定：“国家稳定现行生育政策，鼓

7、励公民晚婚晚育，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无论是从“夫妻”一词的表述中还是“晚婚晚育”的表述中均可得出结论生育是以婚姻为前提的。尽管《婚姻法》第25条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任何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但这种生育行为本身就不合法，不能为社会所接受。也正因为社会和人们不接受，才会担心出生后的孩子可能受危害和歧视，出于保护孩子的考虑（生育的特殊性就在于它的错误后果无法改正和挽回）立此法，而不是承认非婚者的生育权主体地位。至于弱智人士和有传染病、遗传病者，我国“婚姻法”第7条明确规

8、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禁止结婚：（一）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二）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主要指如果生育将给下一代带来弱智、遗传病或传染病等的疾病。那么，这类男女连结婚都被禁止，更不可能享有生育权，自然也就不可能成为生育权主体。利用人工生殖技术进行生育的权利，同样只赋予有婚姻关系的夫妻。我国的《人类辅助生殖计划管理办法》第3条规定：“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应用应当在医疗机构中进行，以医疗为目的，并符合国家计划生育政策、伦理原则和有关法律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