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习与研究方法漫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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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历史学习与研究方法漫谈（2）四、对材料的整理和分析——解决问题的关键收集材料以后就要对材料进行整理和分析，这是解决问题最关键的一步。按恩格斯的说法，研究历史不但要有大量的史料，而且这些材料是要“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掌握了的”，这就是对史料的整理分析、改造加工的工夫。如何整理分析，许多著作和文章对此都有所论述，我看最好的概括还是毛泽东《实践论》中的十六个字：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这里包括两个层次：一是对材料的鉴别和选择，即“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二是对材料的排比和分析，即“由此及彼，由表及里”。下面分别言之。老一辈学

2、者经常告诫我们：写文章要用第一手资料，如果引用第二手材料（主要指近人论着中使用的材料），必须查对原文，不查对原文往往出错。这似乎是老生常谈，实际上是最容易犯的错误，我自己也犯过这种错误。必须特别注意这一点。不过，即使是古书中的记载，也并不都是第一手材料，有些记载也是传抄来的；即使是第一手的原始材料也未必能保证完全正确。史料（这里主要是指第一种史料——传世文献）不等于客观历史，它是人们对历史的一种记述，不可避免带有记述者的主观色彩和各种局限，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与实际情况的背离，甚至会有意或无意的造假。这或者是由于记述者的实践和认识有片面性

3、，误听误传，或者是由于不同的阶级、阶层有不同的利益和不同的立场，影响了他们对事实的客观观察和记述。此外，文献在流传过程中也会发生各种错误。因此，对传世文献的有关史料应该进行必要的校勘、辨伪和考证。在考证中，除了运用传统的本证、旁证、理证等方法外，还要对记述者的阶级地位、社会背景、动机目的进行分析。如果我们不把阶级分析绝对化和教条化，它仍然是我们应该采用和十分有用的方法。对于考古资料和“考现”资料，也有一个鉴别其时代、性质和可比性、适用范围的问题。校勘、辨伪和考证是专门的学问，在这里不可能多讲。现在仅谈谈在使用农书有关材料时应该注意的问题

4、。我们知道，农书撰写的基础是农业实践，是广大农业劳动者和管理者的实践，农书的记载反映了当时农业科技发展状况，是传统农业科技的主要载体，我们研究古代农业科技不能不以它为主要依据，或主要依据之一。这是没有问题的，但也容易引向简单化和绝对化，如简单地根据某农书有某技术的记载，断言某时代出现了某种技术，这在农史界某些学者中一度比较流行。其实应该作深一层的考究。我们知道，农书中的农业实践经验是通过农书作者来总结的，而农书作者有不同的经历、素养，并受到各种条件的局限。如有些作者比较重视实际经验，有些作者则比较喜欢抄书；即使重视实际经验的作者，他所能

5、够接触的范围也是有限的。所以，农书的记载和历史实际就可能产生这样或那样的背离。农书中的材料即使经过了校勘和考证证明是可靠的，也不应简单地无条件地使用。起码有以下三种情况值得注意：1、某农书记载了某种技术，未必是该农书写成的时代才有的。例如，播种前曝晒麦种这种种子处理技术，在农书中最早见于《齐民要术》，故《中国农业科技史稿》初稿把这种技术的出现定在南北朝时代，但《后汉书·高凤传》就有晒麦种的记载，说明这种技术早已有之，农书所载有时是长时期实践经验的积累，不可把它固着于农书写成的时代。2、农书有记载的技术未必是存在的或者是普及的。例如“麦经

6、两社”是北方种麦经验的总结，始见于《齐民要术》，随着麦类从北方向南方推广，这种说法也被记载在陈敷《农书》及其他南方农书中。按照“麦经两社”的原则，冬麦应该在八月秋社以前播种，这显然不符合南方的生产实际，因为在气候温暖湿润的南方，过早播种冬麦，会导致冬前旺长和易生虫害，而实际上，南方冬麦的播种往往在9月以至更晚。所以，不能说南方农书“麦经两社”的记载是反映了南方生产实际的。又如，王桢《农书》记载的利用水力或畜力推动的大型灌溉和谷物加工工具，只存在于局部地区和被少数人家使用，元以后基本上没有发展,《农政全书》和《授时通考》照抄了这些记载，其

7、实这些工具在明清应用是很有限的。3、农书没有记载的技术未必是不存在的。例如有的日本学者认为宋代江南稻麦复种主要实行于西部河谷丘陵的“高田地带”，江南平原的“低田地带”基本上没有什么稻麦复种。他们主要根据之一就是陈敷《农书》关于稻麦复种的记载，他们虽然正确判定陈敷《农书》主要反映江南西部河谷丘陵的生产技术，但又错误地认为既然陈敷《农书》没有记载“低田地带”的稻麦复种，所以江南平原就不存在稻麦复种。这是把农书的记载绝对化了，显然不符合实际，因为关于稻麦复种最早的记载，正是出现在属于“低田地带”的苏州。由此可见，对于农书中的材料，不能抓起来就

8、用，无限制地推衍，必须与其他文献的有关记载相对照，与考古发现的出土文物相对照，正确地判断其反映历史实际的程度，这样，才能恰当地使用它。这里所说的基本精神，也适用于对其他文献资料的处理和应用。对所收集的史料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