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读经”问题的思考——兼答王彬彬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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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读经”问题的思考——兼答王彬彬先生偶尔在《中华读书报》上看到王彬彬先生的大作《我们是否配谈读经》（2004年9月8日）。如果只从文章标题上看，则王先生的意思可作两种理解。其一，因为我们目前对经术所知甚少，故不配谈读经，从而激励士人学子努力读经，果尔，则我完全赞同王先生的意思；其二，因为我们目前对经术所知甚少，故不配谈读经，从而干脆就不读经，若此，则是我所不敢苟同。从王先生的行文中推究其意，则似乎是后一种意思为王先生的本意，这就使我不得不费一些笔墨来加以辩驳了。王先生的文章陈述自己的意见并不多，他大都引用傅斯年的《论学校读经》和胡适之的《我们今日还不配读经》二文（皆刊载于《独立

2、评论》第146号）中的观点加以佐证。因此，本文的辩驳不主要针对王先生的文章，而直接针对傅、胡二氏的文章了。傅斯年在《论学校读经》一文中，他的反对读经，其理由可概之如下五点：一、经术误国败政。“中国历史上的伟大朝代都不是靠经术得天下造国家的，而一经提倡经术之后，国力每每衰落的。”二、经术仅装点门面。“当年的经学，大都是用作门面装点的，词章家猎其典诂，策论家壮其排场，作举业的人用作进身的敲门砖。念经念到迂腐不堪的虽然极多，而真正用经文‘正心诚意’的，可就少了！”三、每个朝代有每个朝代的经学。“汉朝的经学是汉期的哲学‘以春秋折狱’，‘以三百篇当谏书’，那里是春秋三百篇本文所有的事？汉朝的

3、儒生自有其哲学，只拿五经比附出场面来而已。宋朝的经学是宋朝的哲学，自孙复石介以下每人都是先有其哲学，再以经文傅会之，岂特王安石一人而已。”四、读经对儿童的教育无利。“儿童青年之就学，本为养成其国民的需要、谋生的资格，自然也应该把知识教育的力量发挥到最大无害的限度，以便成就其为有用之人。”五、经术难懂。“经过明末以来朴学之进步，我们今日应该充分感觉六经之难读。汉儒之师说既不可恃，宋儒的臆想又不可凭，在今日只有妄人才敢说诗书全能了解，有声音文字训诂训练的人是深知‘多见阙疑’‘不知为不知’之重要性的。”胡适之的《我们今日还不配读经》一文，只就傅斯年文中的第五点加以发挥敷衍，王先生在其文章

4、中也只引用傅、胡二文中的这一论点以明其反对读经的理由，可以说是傅斯年部分的意思，仅由难懂不难懂而作为反对读经的理由，是傅氏五点理由中最不能成立的一点，而胡适之和王彬彬先生以此而特加发挥引证，可谓是以小失大。傅斯年为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所长，他在语言方面的成就到底如何，笔者因专业所限，未加关注，故不敢置一词。但从他主张“以语言学的观点，解释一个思想史的问题的方法”（傅斯年《性命古训辨证》）来看，可知他走的是干嘉学派的路，他欲由此而来解决思想史的问题，这对于重心性体悟的中国古代思想文化来说，可以说根本不能契入(他说宋儒从笃实的体验工夫而来的心性之学为臆说，即为明证)。例如，

5、他从语言学的角度指出，“生”字比“性”字更早出现，而以“生”字之本义为“性”之本义，更进而取消先秦“性”字的独立性。“独立之性字，为先秦遗文所无；先秦遗文中，皆用生字为之”；“《孟子》书之性字，在原本当作生字”（傅斯年《性命古训辨证》）。这些话，恐怕是一般的学者所不敢苟同的。就《孟子》来说，《尽心下》有：“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智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这是把“生”之所以然和“性”之所以然分辨得清清楚楚，何可说“性”原本当作“生”字之理。

6、笔者在此之所以不怕费笔墨篇章地说这些与论题关系不大的问题，只是想指出傅斯年学术思想的基底，而他以此基底列举上述五种理由来反对读经，可以说全然不能成立。今一一辩驳如下：一、关于经术误国败政的问题。笔者首先指出，儒家的经典虽然有“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从这个意义上说，儒家想在政治上干出一番事业来。但儒家的政治构想，并不如同现在的政治规章制度,清清楚楚地给统治者提供政治运行的轨范，儒家的政治理想是维系于“修身”这个基点上，这是很高远的德化的政治，在现实中是很难贯彻下去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梁惠王说孟子“迂阔于事”是对的。所以，儒家的真正成就不在政治，而在教化。政治的效能肇始于政府，教化

7、的形成发之于社会。如果一个社会真能经术流行，形成修养自重的风气，则于国家于政治有百利而无一害，哪有误国败政之说。傅斯年以为，统治者一提倡经术，便能于政治机制中发生实际的效用，这是高估的中国实际的政治体制。在一个皇权至高无上的国度里，任何实际的政治主张，章典制度很难发生客观的效用，一切皆系于君王一念之间，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儒家呼唤圣君贤相的无奈与悲情。因此，儒家的经术在实际的政治机制中很少甚至没有发生效应。如果真象傅斯年所说的发生了“误国败政”的效用，则暴秦焚书坑儒，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