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与商品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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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安石变法与商品经济不同立场的文人和学者，对这一重大的政治事件作出过不同的解释。有人拿王安石及其反对派司马光等人的性格执拗这点来说明两派冲突的原因。姑且不谈一个人的性格于政治冲突和争论会有多大影响的问题，究竟什么契机使得某个人或某些人政治上那么执拗，那是我们所当首先予以研究的。有人从义利之辩上来考察两派的争论。两派对义与利的看法，有不同也有相同的地方，并不是王安石只言利，司马光只言义。我们应该看到，世界上没有什么抽象的义与利。两派对义与利的争论具体体现在哪些问题上，倒是该当重视的。有人把两派冲突归因于南方士大夫和北方士大夫的利害不同。当时南

2、北方的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地区上的差异性是存在着的；但南北地区差异并不怎样悬殊，事实上南北方士大夫仍然错杂于两派之中，这足以说明这场冲突并不是据源于南北地区的不同。近来有些历史学者，以存在于北宋地主阶级内部的大地主和中小地主之间的矛盾来理解两派斗争。我们用唯物主义观点研究历史，分析每个阶级以至阶级内部各个集团或阶层所处的地位，和它们相互间的关系，这是完全必要的。王安石变法在客观上也确实给予各个阶级、阶层以不同的影响。但是王安石和司马光都是作为整个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出现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的，不管谁上台执政，都不可能只是代表一个阶层，某一阶层的

3、利益不可能超越于阶级利益之上。他们之间的斗争，一定有着它的焦点，值得我们深入探讨。对于王安石变法的评论，还有其他许多说法，不必逐一列举。这里只是提出了问题，同时也提出了个人的一些看法，也许是错误的，期待同志们批评指正。二、对待商品经济态度的不同，是两派斗争的焦点新法中争论最集中、斗争最激烈的，要算青苗、免役、市易、均输等法，两派意见分歧，都涉及如何对待商品经济的问题。如何对待商品经济，既有着当时封建统治阶级各阶层的切身利害关系，又有着封建统治向前发展的长远关系。地主阶级人物，无论是大地主或中小地主，在他们日常生活中，经常接触到商品经济所给予

4、他们的影响，具体表现商品交换日趋活跃，货币流通日趋广泛，借贷日趋频繁，城市日趋发达，而这些方面综合发生发展着影响和刺激，就像幽灵似的萦绕着他们的生活和脑海。他们中间的政治代表人物，对于这种幽灵的出现，会作出自己的观察和分析。可是他们并不真正理解它，由于自然经济占着统治地位，他们对于小商品经济，只能看到它的影响，却摸不透它的本质，好似“瞎子摸象”，各凭所知，各执所见，莫衷一是。北宋商品经济，比之唐代大有发展，更不需要去比较唐代以前的情况。人们无时无地不感受到它所产生的影响，自然不能置之不理。新法的每一内容，不都是早已被提出而被实施过的吗?现实

5、的政治、经济，又必然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要对此作出判断和解答。这种利害关系，既是历史的、现实的，又是与往后发展有关的；既涉及地主阶级的上层，又涉及地主阶级的中下层；既涉及整个封建统治，而体现这种利害关系的政治最终不能不影响及于被统治的下层；既影响着商人，又影响着农民和手工业者；既涉及南方士大夫，又同样影响到北方士大夫。问题的错综复杂而又迂回曲折。两派代表人物在关键性问题上显示出性格操守的极端执拗，那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上面如此简略述说，倘若要深入论证这个问题，论据颇感不足。首先是商品经济这个幽灵，只是潜在地支配着人们的生活与思想，两派之间都不可

6、能给我们留下很多资料，这给研究工作带来很大困难。其次是两派当事人和当时其他封建统治阶级人物，跟世界历史上所有的剥削阶级一样，他们在分析客观形势、制定政策时，往往不曾触及也不敢触及劳动及社会经济基础，单纯在上层建筑领域中兜圈子，例如所谓义利之辩。我们要论证有关商品经济诸政策及其实际情况，无疑是一项艰巨的工作。第三是在有关王安石变法的史料中，关于商品经济的实质性材料都被淹没掉了，长期被隐晦着的事物，要重新揭示出来，这当然不会是简单的事。这里顺提一下：王安石在变法中自认为理财居于首要地位，守旧派攻击他也集中于理财，后来反对变法的人还攻击他不当把理

7、财摆在首要地位。一些赞成王安石的人．被传统思想所束缚，却或多或少为王安石避讳这个问题。其实王安石变法，其中心是理财。我们对王安石的理财可以有各自不同的解释，试为分析王安石的经济思想，便可了解到理财与商品经济确乎纠缠在一起①。从理财与变法的关系来看，本来已经有了可资参考的研究线索。下面就两派人物的言论、政策以及新法内容与商品经济的关系等问题，分别进行探讨。　　御迩英阁，司马光进读《通鉴》毕，降阶将退。上命迁坐墩于阁内御坐之前，　　皆命就坐，左右皆避去。上曰：“朝廷每更一事，举朝士大夫汹汹皆以为不可，又　　不能指名其不便者，果何事也?”光曰：“

8、朝廷散青苗，兹事非便!……”　　上曰：“若以为不可，当极论之，何以书奏?既书奏何以至今乃议论不一，且此法有何不便?”宋神宗把司马光延到阁内，撤去左右，算真心想听听司马光的意见。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