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钱基博的韩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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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钱基博的韩愈研究傅宏星（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湖北武汉430079；湖南科技学院国学研究所，湖南永州425199）摘要：钱基博早年因善长古文而崛起江南，中年又以“集部之学”见称于世。他不仅被时人誉为“今之韩愈”，而且其人的韩文研究也对后来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文章分别从时代背景、生存策略和著作特色等三个方面，初步探讨了钱基博韩愈研究的总体面貌，从而彰显他在韩愈研究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关键词：钱基博；韩愈研究；时代背景；生存策略；著作特色中图分类号：K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219（201

2、3）11-0027-03钱基博先生致力于韩愈古文的学习和研究，可谓终其一生。他有感于“五四”之后新文学一派“扬”白话而“抑”古文的极端倾向，以“知人论世”和“以志为史”为原则，精心结撰了《韩愈志》和《韩愈文读》两书，提出了许多新颖的见解，目的在于“尽古文之流变，明韩氏之功罪”。本文尝试从三个方面对钱先生的韩愈研究做了一些初步的探讨，抛砖引玉，以期对今后的韩愈研究有所助益。那似乎是个“平等自由”的年代，文化界几乎没有什么偶像不可以攻击，不骂则不足以成名。因此，“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自然也不可能幸免。例如周作人《

3、谈韩退之与桐城派》曰：“讲到韩文，我压根儿不能懂得它的好处”，他说自己读韩文，“总是有旧戏似的印象”，“但见其装腔作势，搔首弄姿而已”[2]。高则明《韩退之“挨骂”》一文认为韩文：“形式上（同样在内容上），即表现的技巧上，是贫弱得很可怜的，只是那么一套兜圈子、翻筋斗的把戏。”[3]此外，还有一些学者结合韩文的具体作品进行贬抑。稍持异议者，难免坠入非此即彼式的门户纷争当中，泥足深陷，不能自拔。一韩愈研究的时代背景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首先发难，揭开了“文学革命”的序幕。今天

4、，当我们一次又一次的审视那段历史的时候，是继续对前人的“丰功伟绩”报以热烈的赞美，还是更应该冷静地看到：这些白话文、白话文学的倡导者们为了重建所谓的“文学正统”而恶意贬低乃至抹杀二千年的“古文传统”，倒在血泊之中的不仅仅是古典文学本身。自陈独秀以革命者的姿态，回应胡适，在《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发表《文学革命论》,将矛头对准旧文学，明确点出当时统治文坛的三大流派的名字，施以抨击：“今日吾国文学，悉承前代之蔽。所谓桐城派者，八家与八股之混合体也。所谓骈体文者，思绮堂与随园之四六也。所谓西江派者，山谷之偶像也。”[

5、1]并视前后七子和归有光、方苞、刘大櫆、姚鼐等人为“十八妖魔”。同时，在这一期《新青年》的通信栏内，还刊载了钱玄同致陈独秀的一封信，信中钱玄同首次使用了“选学妖孽，桐城谬种”的说法。这是一种比胡适、陈独秀更为鲜明的战斗口号，极具丑化之能事，虽是钱玄同的一大发明，但从此成为新文学运动者通用的语言，不免被旧派文人所痛心疾首。二夹缝中的生存策略在否定与破坏开始成为时代之主流的背景下，钱基博的可贵之处在于，他既不做“数典忘祖”的新派人物，又有别于面对新事理“深闭固拒”且空言“保存国粹”的遗老遗少，而是潜光含章，默默耕

6、耘，不仅在理论上全面考察历代文章的利病与其升降得失的历史根源，并且分别对以韩愈为首的“唐宋八大家”和桐城派两大古文流派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力图通过个人的创作实践、理论研究和办学理念等三个方面为中国的古文传统寻求一条更现实的生存之道。首先值得一提的自然是他的文言文创作。钱先生早年以古文家闻名于世，其弟子宜兴张振镛所著《中国文学史分论》论及先生之文章，曰：“为文初年学《战国策》，喜纵横，不拘绳墨。既而泽之以汉魏，字矜句炼；又久而以为厚重少姿致，叙事学陈寿，议论学苏轼，务为平易畅达。”[4]P253而钱先生不以为然，

7、自谓：“所著文章，取诂于《许书》，缉采学《萧选》，植骨以扬、马，驶篇似迁、愈，雄厚有余，宁静不足，密于综核，短于疏证。”[5]P261平生所作论说、序跋、碑传、书牍千余首。四五十年来的国故民情，见微知著，多所征见。它深刻地表现了人生、社会、道德、时代、人性、苦难、正义。在这些作品中倾注了他那浩瀚才智和丰富学识。收稿日期：2013－07－05作者简介：傅宏星（1970－），男，新疆石河子人，华中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湖南科技学院国学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民国学术史和中国近现代社会经济史。27运用了大量文史典故、博喻

8、、古经子语，以求摆脱时下文章家因袭唐宋的思维模式、陈腐概念和宗派作风。他的直面人生的创作态度，他的沉重而坚实的创作内容，形成了自己的崭新风格。[6]湘乡曾广钧，清末称名臣老宿，读其文誉之曰：“镕史铸子，裁以昌黎，从前推孙渊如有此萌芽，钱竹汀略创轮椎。吾子运以豪气，扛以健笔，四十岁后，篇题日富，必能开一文派。”南通张謇奖评曰：“大江以北，未见其伦。”侯官陈衍，年八十矣，诗学文学足称文坛祭酒，贻书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