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州在桓温起家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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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荆州在桓温起家中的作用导言:　　 晋氏东渡以来，皇权受到了重大削弱，为了稳固统治，皇室不得不依借门阀士族来御侮与平叛．但王室与世族之间存在着矛盾，“将移神器”的王敦之乱，“复于为贼”的庾氏专权，而世族之间，亦复互相争夺．庾翼死后，桓温借司马氏女婿之势出督荆州。自此桓氏的地位开始上升，而桓氏之兴亡始终与荆州联系在一起。　　　　　　　　一、荆州的山河形势　　　　 荆州是古之九州之一，《禹贡》曰；“正南为荆州”地处长江中游，荆州所辖的范围极大，相当于今天的两湖，以及河南南部，陕西东南部，汉水流域的部分地区

2、．总体地势西高东低。鄂西山地由武当山、荆山、大巴山、巫山等山脉组成，山间沟谷深切，沿河谷有小型冲积盆地．荆州区内河，湖众多，沼泽密布，江、汉、诸水奔流，经常泛滥成灾，冲积之下形成了广阔的大平原。在本文中所参用有关荆州区划的材料以《晋书·地理志》太康初为准。　　 荆州的山河形势十分重要，其“东距浔阳，南连岭峤，西据三峡，北带汉川” 1处通衢之地在东晋的版图中有中心岛的地位，就天下而言，其地处东西之争和南北对峙的交汇之处．晋氏东渡以来在国防上呈长蛇之势．东保江淮，中捍荆襄，西守川汉。由于荆襄地处中路有两

3、翼机动的优势，故在南北对峙时每为强藩巨镇，其“地广兵强，资实兵甲居朝庭之半” ，2东晋“以扬州为根本，委荆州以阃外”3 。其后保东南者，无不持荆襄为上游屏障，明末顾炎武在《亭林文集》卷6《形势论》中更是指出了“厚荆襄”，“阻两淮”为东南立国之本．从军事上讲，荆襄上游的意义甚至超过两淮，对于东晋而言“有江汉而无淮泗，国必弱；有淮泗而无江汉之上游，国必危。”4　　 荆州的得失有着重大意义，而在荆州的内部有三个重心江陵、襄阳、武昌．吕祉在上宋廷《东南防守利便》中则曰“……守江陵则可以开蜀道，守襄阳则可以援

4、川，陕；守武昌则可以蔽全吴。夫蜀，汉，吴，楚并而为一，则东南之守亦固矣……”这与赵鼎所言“荆襄左顾川陕，右控湖湘，而下瞰京洛”的含义相同。原因在于荆州主要通过东、西、北三个方向与其它战略要地发生关系。三个方向上均有延绵的山脉为之险阻，将荆州相对完整地包围起来。长江和汉水向这三个方向延伸境外，成为它与外部的往来孔道，从而形成能进能退，可攻可守的态势．而荆州的三大重心分别面对三个主要方向。襄阳往往是一方重镇有全局意义其所处的南阳盆地具有东西伸展，南北交汇的特点。襄阳地处其南，通过长江与汉水，东通吴会，西

5、通巴蜀，是东晋军事防御线东南段与西北段的连接点，因此它的归属与经营极其重要。东晋政权为此与匈奴、羯、氐反复争夺。就荆州内部而言，重在江陵，地处江汉平原，交通便利，可北据襄阳；南控湖湘；东连武昌；西守西陵．东汉初公孙述据益州，部下荆邯建议公孙述发精兵，谴将东北，据江陵“临江南之会，倚巫山之固，筑垒坚守，传檄吴、楚，长沙以南必随风而靡。5” 历代兵家看重江陵，正是看重江陵在荆州的中心地位．武昌的重要性则在另一方面，由于荆襄地区为东晋的上游屏障，在对抗北方时作为一个独立战区，具有相对独立性，进而形成相对独

6、立的力量中心，形势变化后这种力量中心便对下游地区形成直接压力，故为了御侮与控制这一双重意图，地处长江中、下游结合部的武昌无疑能发挥重大作用。　　 荆州居长江中游，在上，下游之间居枢纽地位，荆州外围有延绵的山脉为之险阻，又有大的江河通往境外，从而形成它“用武之国”的战略地位。从荆州沿长江上溯,，穿越三峡，是为古代入川的主要通道之一；若是上下游之间对抗，则荆州可阻川中势力东出，荆州居上游之地，而立足东南的政权无不依为屏障，但在其内部据上游之势的荆襄地区常给东南带来巨大压力。另外以荆州藉汉水北进，可以经略

7、中原，进图北方。总之荆州在面对不同方向时，显示出不同的战略意义。顾祖禹在谈到它时精辟地论道：“以天下言之则重在襄阳；以东南言之，则重在武昌；以湖广言之，则重在荆州也（荆州府，指江陵），自古未有失荆襄而能保有东南者。”这样良好的社会经济条件使荆州逐渐成长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中心．何尚之言：“荆、扬二州，户口半天下，江左以来，扬州根本，委荆州以阃外”。沈约则发挥云：“民户境域，过半天下，晋世幼主在位，政归辅臣，荆扬司牧，事同二陕。27”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荆州在东晋的社会经济地位极高，是一个可以与

8、权力中心扬州相抗衡的经济中心。故荆州的镇将人选极其重要是一个“得贤则中原可定，势弱则社稷同忧”28 的局面。　　　　　　三、荆州与桓温的西征，北伐活动　　　　　　 桓温能出督荆州是东晋门阀斗争的结果，但桓温以前桓氏社会地位不高并不是一流士族，其祖上可能还有刑门之嫌，其父桓彝过江之后志在立功，终“莅官称职，名显朝廷”，（《北堂书钞》卷六O引臧荣绪《晋书》）跻身于江左八达。成名于平王敦之役，又死节于苏峻之乱。　　 桓温为桓彝长子，其成长历程与其它门阀子弟颇不相同，其父桓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