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奥斯丁的《法理学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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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读奥斯丁的《法理学的范围》　就分析法学（analyticaljurisprudence）而言，奥斯丁的理论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的理论，概括地说，基本体现在《法理学的范围》之中。这一文本，是纲领性的旗帜性的文献。因为，正是这一文本的出现，导致了影响深远的分析法学的浮出。〔1〕即使是在今日，我们也依然需要重新关注、阅读、解释和回应这一文本所提出的观念和问题。〔2〕　　一　　19世纪，是实证主义（positivism）发展的重要阶段。实证主义的基本思想，在于观察、解释、分析和廓清外在的“实际存在”。在法学中，“较为自然地”观察“一个法律的存在”以及“关于法律的学科的存在”，

2、并且，从中去建立“客观的”学术叙事。在19世纪中叶以及下半叶，逐渐成为法学实证主义（legalpositivism）的一个基本观念。〔3〕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奥斯丁为自己确立了一项任务——阐明“有关实际存在的由人制定的法（positivelaeaning）。这是他（她）们的定性工作。显然，当深入追踪这些历史发展谱系的内容的时候，在某种意义上，人们似乎只好面对异质众说的多元局面。但是，奥斯丁设想，作为一门科学（science）的学科，尤其是严肃的“政治社会治理科学”的学科，如果容忍“语词的诸侯割据”，那么，这本身就是不能容忍的。因此，清理的任务，必须列入议事日程。为使体现法

3、学实证主义的分析法学稳健推进，必须实现“语词的帝国统一”。〔5〕　　被称作“法”的对象，究竟具有怎样的基本特质？这是前现代以及现代法学学科的主要问题。法学学科的起点，在前现代以及“现代性”的学者看来，是一个不能回避的思考对象。在法学的语境中，起点就是阐述“法”的特征，起点就是确定“法”的概念。说明了基本对象的特征和概念，阐述法律科学的范围的任务，其完成便是指日可待的。　　奥斯丁提醒我们注意，准确意义的“法”，是一种“命令”（mand），〔6〕而且是一种普遍（general）性质的“命令”。〔7〕“命令”，是一类“要求”（ightorenforcement）。〔15〕正是在

4、这个意义上，人们只能认为，表征了“义务制裁”的“强制”，是法律制度乃至法学学科的关键词。　　我们可以理解，知道了学科的关键词，阐述学科的范围应该是件容易的工作。但是，问题的另一方面，要求我们解决另外的一个困惑：为什么存在着其他种类的“法”一词的使用，这些使用，有时没有国家优势者意义的“强制”的含义，而又毫不客气地出现在法学的学科之中，比如“自然法”（naturalla）、“国际法”的使用，等等？为什么这些词语不能成为关键词？　　面对复杂多样的“法”一词的使用，奥斯丁认为，正是基于我们考察的对象的某些类似（resemblance），正是基于语词的类比式修辞活动（analog

5、y），人们从而设想了一种原来不属正宗“法律家族”的对象是一名“法律家族”的成员。〔16〕事实上，如果仔细剥离“类似”的谱系，以及类比式修辞活动的谱系，并且，将其中的隐秘予以揭发，那么，真正的“法”与并非准确意义的“法”，其间的界线也就自然凸现了，人们的“误读”，也就会自动消失了。〔17〕于是，我们当然可以认为，因“类似”而产生的联想，以及类比修辞的使用，其轻度病症就是某种意义的语词误用，其严重疾患就是没有意义的语词比喻（metaphor）。它们是法理学内容混乱不堪的根源。〔18〕这样，说明法理学范围的任务，从侧面来说，便是清理这门学科中语言修辞活动滋养的“病灶”。〔19〕

6、在奥斯丁的《法理学的范围》这一文本中，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便发现了“并非准确意义的”（improper）法的清单：自然法、万民法、国际法、礼仪法、尊严法、仅仅具有解释作用的法、没有规定责任的法、宪法……针对清单中的对象，奥斯丁使用的动词是“打扫”、“剔除”。　　奥斯丁的学术策略，是在阐述法学修辞活动的语言问题的同时，提出真正意义的“法”定义，并且，以此作为基础，说明法理学的范围，使这门学科成为纯粹的具有分析品格的“实证科学”（孔德用语）。〔20〕仿佛，这门学科从未成为过一门合格的学科。　　“法”一词的使用的多样，其本身已经说明使用者的观念的多样。因此，我们可以发现，奥斯丁

7、在《法理学的范围》这一文本中严厉批判了与己对立的观念。只要是具有“他者特征”的叙事，在奥斯丁看来，就是必须实施征讨的叙事。奥斯丁批判了布莱克斯通的思想、〔21〕格劳修斯的思想，〔22〕甚至批判了霍布斯的思想，〔23〕以及边沁的思想。〔24〕这意味着，在奥斯丁的意识深处，只要与自己观念相异的观念，即使是微乎其微的相异，都应当是给予摧毁的观念，否则，人们无法彻底地将法学尤其是法理学，从抽象苍白的迷雾中解放出来。这是法学意识形态的“霸权”行动（这里不含贬义）。　　二　　休谟提出了一个命题：应该区分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25〕在法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