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上诉制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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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民事上诉制度研究引言    一、研究的背景  司法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改革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组成部分。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不仅提出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而且明确提出必须“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这是自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执政党首次在正式工作报告中提出司法改革的口号，其意义极其重大，我国的司法改革由此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新时期。2002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大”进一步提出“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目标。“十六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必须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

2、和正义。按照公正司法和严格执法的要求，完善司法机关的机构设置、职权划分和管理制度，进一步健全权责明确、相互配合、相互制约、高效运行的司法体制。从制度上保证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完善诉讼程序，保障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切实解决执行难问题。改革司法机关的工作机制和人财物管理体制，逐步实现司法审判和检察同司法行政事务相分离。加强对司法工作的监督，惩治司法领域中的腐败。建设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执法公正的司法队伍。”  上诉制度是司法体制的重要构成部分，担负着多样化的司法功能，一般认为，上诉审制度

3、的功能包括吸收不满、纠正事实错误、促进法律适用的统一以及巩固司法体系的合法性等。参见〔美〕罗杰·科特威尔：《法律社会学导论》，张文显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269～271页。并且需要在不同的价值目标之间进行平衡与取舍。根据英国学者Stuart Sime的解释，这种矛盾是在鼓励判决的终局性与纠正判决的错误之间求得平衡（balance between encouraging finality and correcting mistakes）。See Stuart Sime, A Practical Approach to Ci

4、vil Procedure, Blackstone Press Limited, 2000, p.489. 由于现代社会的急剧变迁，许多国家的民事上诉制度无论是在制度设计还是实际运作上均面临着种种问题，并进而影响着整个司法制度的有效运行。在我国，由于制度设计上固有的缺陷，加之司法实践中颇具中国特色的请示报告之风盛行，再审程序启动的随意性大，“终审不终”现象普遍存在，民事上诉制度在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上均存在着比其他国家更难以克服的问题。近年来，在各种报刊上经常可以看到这方面的报道。例如，“三级法院，四个判决，八年官司，一张白纸”，载

5、《南方周末》1998年6月5日；“两审终审制：无法终审的现实”，载《中国律师》1999年第10期；“诉讼七年还在二审，如此延宕谈何效率”，载《法制日报》2001年3月24日；“法院再审没完没了，一桩官司好似泥潭”，载《法制日报》2002年9月7日；“一案二十年，何年能了；裁判十八次，哪次是头”，载《法制日报》2003年9月3日;“一案七审，终判双方按过错分别担责”，载《法制日报》2006年3月27日。河南省的苏子明为讨回属于自己的房产，竟然打了15年的官司，在历经10次判决、4次裁定之后，他发现自己又站到了需要重新起诉的起跑线上了

6、。参见阎志江：“十个判决四个裁定，换来一张法律白条”，载《法制日报》2006年1月18日第8版。例如，北京大学法学院姜明安教授曾对一起典型的“终审不终”案例进行过分析。发生于河南省焦作市的一起因三间房屋的产权纠纷案，在经历了民事、行政两种诉讼，三级法院，九年审理，十六次裁判之后，检察院又提起抗诉。姜教授指出，该案暴露出的我国法治机制的缺陷至少有以下五端：其一，我国司法的权威性、严肃性缺乏保障；其二，我国司法的公正性和效率性缺乏有机的统一和协调；其三，我们的法官对司法自由裁量权缺乏正确认识和有效运用；其四，我们的法治信息系统不畅通，

7、反应不灵敏；其五，我们的法制研究机构在法治运作系统中未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参见姜明安：“对一起马拉松官司的反思”，载《法制日报》2002年12月1日第2版。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上的许多国家，由于民众获取司法救济的途径受到高额的诉讼费用、复杂的诉讼程序以及漫长的诉讼过程的严重阻碍，致使人们在寻求争议的解决和权利的保护时遭遇重重困难；法院因不能有效地解决纠纷和保护权利而受到社会各界的批评乃至不信任。这些国家民事司法制度所经历的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危机，关于世界各国民事司法制度危机的具体论述，参见齐树洁、王建源：“民事司法

8、改革：一个比较法的考察”，载《中外法学》2000年第6期。导致全球范围的民事司法改革运动蓬勃兴起，波澜壮阔。由于“正义”（justice）这一概念具有丰富的内涵和极大的包容性，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具有不同的含义，许多国家以“接近正义”（Acc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