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产学研联盟的经验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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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外产学研联盟的经验及启示 一般认为，以1943年核能研究为开端，以1946年电子计算机的研制为转折点，标志着人类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高技术发展时代。二战后，与前述两项技术相关的信息、新材料、新能源、生物、空间、海洋的六大技术领域开发的高新技术产业化为积累的资本不断创造出新的经济增长点。而随着投资规模越来越大，投资风险也就越来越高。探求经济增长点必须加大研发投入，降低风险则要求有足够的保证运作机制。在寻找两者的最佳结合过程中，无论是企业行为还是政府的行政行为都表明，只有通过政府行为对产学研给以扶持、引导，同

2、时大力倡导高校和研究机构与企业的合作，才能提高技术产业化的成功率，从而促进经济的发展。正是在这样的认识下，世界上第一个科技园区—斯坦福研究园于1951年在美国诞生了。现代意义上的产学研联盟已经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纵观国外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的产学研联盟发展的历程，有很多成功的经验是需要我们借鉴的，但由于每个国家的国情不同，所处的发展阶段上存在差异，所以每个国家的产学研联盟在合作的形式，合作的深度和广度上都会有所不同。因此只有结合一定的历史背景，才能够对各国的产学研联盟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虽然各国产学研的

3、具体实践不同，各有其成功与不足之处，但有许多值得学习的东西，对搞好我国产学研合作有很大的借鉴意义。一、国外产学研联盟的经验分析美、日、英、加、德等发达国家产学研联盟的现状，可以看出其合作形式各有不同，且各有侧重。例如，美国和加拿大注重企业的参与和工程应用型，实用型人才的培养，而日本则强调政府即官方的干预，英国注重教育公司在合作中的重要作用，即组织和协调高校与企业之间的合作，起着穿针引线的“红娘”作用。但究其本质，都是谋求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的共同利益和发展，并最终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一）、政府在产学研

4、合作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具有协调、组织、管理、推动的行为功能。例如，德国政府在促进产学研合作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增加政府对科技的投资、加强科技立法、促进成果转化、推动和激励企业发展等。德国政府无权直接干预科研及其成果的转化工作。但长期以来，德国政府一直积极利用有限的干预职能有效地引导和把握科技发展的目标和力一向，从而推动了产学研合作的健康发展。近几年来，德国的政策重点倾向于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兴建高新技术企业，加快知识的转化，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考虑到我国的实际国情，政府应该加大在产学研方面

5、的直接投入。为了提高企业竞争力和综合国力，政府应采取多种形式增加直接投入，支持产学研合作发展。政府还应该实行优惠的税收政策，政府制定税收政策不应只考虑眼前的经济利益，必须从长远利益出发，在税收政策上对产学研合作活动给予优惠，以调动企业和高校合作的积极性。（二）、依据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自身特点，选择适当的合作方式，合作途径，采用多种多样的模式，开辟高校、科研机构与工业界之间的信息通道，建立大学、科研机构、企业合作研究专门机构，鼓励大学生、科研机构的科技人员流向企业，拨专款扶持产学研合作，建立合作专用基金等。

6、美国产学研联盟发展过程中，产学研合作呈现出多层次、多形式、大规模的特点。主要有：企业资助大学科研，设立联合研究室，受托研究，专项联合研究，大学一工业研究中心等等。目前美国大学一工业研究中心主要有三类：大学一工业合作研究中心(UICRC)，工程研究中心(ERC)和科学技术中心(STC)。日本产学研合作经历较长时期发展，有自己独具特色的合作方式，主要有：受托研究制度，共同研究制度，奖学捐赠金制度，共同研究中心等等，对战后促进日本经济的飞速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三）、在充分发挥高校和科研机构基础研究优势的同时

7、，不断向应用研究、科研成果产业化推进，寻求产学研合作的“最佳结合点”，尽可能使工业界和高校、科研机构的合作目标趋向一致。许多国家都在把基础研究和高技术开发作为其科技与经济腾飞的制高点。美、日两国产学研合作的重点多集中于高新技术领域，而且科技园、合作研究中心等形式，也都成为其产学研各方合作发展高技术的硬件环境。我国在这些领域刚刚起步，有很多的机制不健全，配套的设施跟不上。因此，要充分发挥我国产学研合作的优势，促进我国科技，经济的长足发展，还需要政府、企业界和高校科研院所的共同努力。（四）、政府制订完善合理

8、、配套的政策与措施来推动产学研合作与发展。从产学研合作的政策措施来看。美国政府比较重视从政策上促进产学研合作，在政策措施上，运用法律手段，鼓励企业向大学提供各种物质支持和经费资助。日本高校与产业界的合作制度，也是由政府的具体的政策作为指导。前苏联的优惠政策不是很多，其优惠政策是为了解决科研和生产相脱离而制定的。我国的科技立法工作尚处于初级阶段，刺激和促进产学研合作的政策、法规尚不完善，政出多门，条文繁多，而且政策不稳定的状况依然存在，制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