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克立先生中国哲学史探究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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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方克立先生中国哲学史探究方法论摘要：方克立先生是当代中国颇具影响力的哲学家和哲学史家。他在中国哲学史研究方面的最大特点就是重视方法论的建设。方先生在组织、领导中国大陆的现代新儒学研究中提出的三句话“同情地了解，客观地评价，批判地超越”，不仅为中国大陆的现代新儒学研究提供了指导性原则，而且对中国思想史和中国哲学史研究具有一般的方法论意义。方先生所说的“同情地了解”，不仅体现了对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的一种发自生命根处的依赖感、根源感和认同感，而且和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唯物史观原则紧密联系在一起；所说的“客观地评价”，要求对研究对象的历史意

2、义（价值）、现实意义（价值）以及前瞻意义（价值）给以全面的合乎实际的评价；所说的“批判地超越”，一方面的工作为“批判”，即指出研究对象在思想上存在的不足，另一方面的工作是“超越”，即在“批判”的基础上按照“综合创新”文化观的原则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同情地了解”、“客观地评价”、“批判地超越”三句话，虽然是针对现代新儒学思潮研究而提出的，由于方先生将其贯彻到对整个中国哲学和文化的研究中，因此对中国思想史和中国哲学史研究具有一般的方法论意义。5关键词：哲学史研究方法论；同情地了解；客观地评价；批判地超越中图分类号：B26文献标识码：

3、A文章编号：1003—0751(2012)05—0124—05作为当代中国颇具影响力的哲学家和哲学史家，方克立先生在中国哲学史研究方面的最大特点就是重视方法论的建设。本文要绍述的就是他在领导中国大陆现代新儒学研究时提出的三句话：同情地了解、客观地评价、批判地超越。这三句话最早是方先生回答台湾学者叶海烟先生提出的以何种态度研究现代新儒学问题时讲的，后来他又在《现代新儒学研究的自我回省》一文中作了专门论述。该观点自提出后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同，成为指导中国大陆现代新儒学研究的基本原则。有学者还进而提出，这三句话不仅对现代新儒学研究，而且对

4、中国哲学史和中国思想史研究也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可作为研究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一般的方法论原则。本文试图从这个角度作具体说明。5同情地了解说起“同情地了解”，从事中国思想史和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者一般会想到陈寅恪先生，因为他在给冯友兰先生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卷上所作的“审查报告”中就已提出类似的说法了。陈先生当时讲：“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①又说：“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

5、论。”②依陈先生所说，“了解之同情”为研究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基础和前提。陈先生的这一观点及相关论述，为中国思想史研究提供了一条带有指导性意义的方法论原则，因此也得到了很多学者的认同。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家的方克立先生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位。方先生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结合所从事的现代新儒学思潮研究对该观点进行了创造性地发挥。方先生提出：“‘同情地了解’是指，我们许多同志在开始接触现代新儒家的著作时，对于他们坚持民族本位的文化立场，在西化思潮盛行、民族文化危机之时，大声疾呼‘中国文化没有死亡’，为护持和承续中华文化之慧命，贯注了满腔热忱，

6、为之奋斗终生，都不由得产生共鸣和敬佩之情。因为我们对中华优秀文化也有深厚的感情，不赞成民族虚无主义收稿日期：2012—04—03*基金项目：青岛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方克立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QDSKL100405）。作者简介：陆信礼，男，中国海洋大学社会科学部副教授（青岛266000）。5董凯，女，中国海洋大学社会科学部硕士研究生（青岛266000）。的观点，所以愿意以同情了解的态度去读新儒家的著作，希望从中找到共识。这种情感上的共鸣可能是我们能够比较容易理解新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原因。”③可见，方先生所讲的“同情”，是指研究者与

7、研究对象现代新儒家在热爱中华文化方面的共同性。他认为，这种共同性是对现代新儒家进行客观、科学研究的前提，指出：“现代新儒学被称为‘生命的学问’，强调时代的悲情和存在的感受，没有同情地理解的态度，是很难把握其思想义理之真髓的。”④就是说，研究者只有具备了这种“同情”，才能够与现代新儒家产生情感的共鸣，并在认知上能够找到共识，诸如对西化派的民族虚无主义观点的批判和对中国社会与中国哲学文化现代化的探索等。5从以上陈、方两先生对“同情”的界定可知，陈先生所讲涵义较为抽象，而方先生所讲涵义则相对具体，即对中华文化的热爱之情。这一点或许会引起一些

8、学者的质疑，认为这种“同情”用在有着共同时代课题的现代新儒家研究上尚可，然而是否可以再将其扩大到对整个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研究上呢？方先生以自己的研究实践对此给予了肯定回答。因为他自己确实把对中华文化的热爱之情扩大到了对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