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者经世致用的两难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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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儒者经世致用的两难选择——朱陈义利王霸之辩解读赵峰南宋时期，朱熹与陈亮之间关于“义利王霸”的论辩曾震动一时，至今还引得聚讼纷纭。这场争论表面上看只是不同学术观点的一次偶然碰撞，但实际上却是秦汉以来儒家精英两种救世济民方略的全面交锋。它涉及的论题几乎涵盖了传统儒家内圣外王之学的所有方面，本文试图以王霸话题为主线，对其进行一番较深入的辨析。　　　　　　　　　　　　　一、王与霸　这场争论的直接诱因，是朱熹指责陈亮主张“义利双行，王霸并用”。(《朱熹集》卷三十六，《与陈同甫》四)陈亮不服，回信辩白，甚至将“义利双行，王霸并用”的标签原

2、物奉还给了朱熹：“汉唐之君……谓之杂霸者，其道固本于王也。诸儒自处者曰义曰王，汉唐做得成者曰利曰霸，一头自如此说，一头自如彼做；说得虽甚好，做得亦不恶。如此却是‘义利双行，王霸并用’；如亮之说，却是直上直下，只有一个头颅做得成耳。”(《陈亮集》卷二十八，《又甲辰秋书》)意思是说，按照“近世诸儒”的说法，义与利、王与霸被分为两截，在现实历史中各行其是，如此倒称得上“双行”或“并用”；而“如亮之说”，根本没有这种分别，自然谈不上“双行”或“并用”了。这里，陈亮拒绝利和霸的否定性涵义，强调义利王霸是一个头颅做成的，它们本来就没有什么根本

3、的冲突，这显然与儒家的经典定义不符。不过，陈亮恰恰要利用这种对传统概念的重新界定，来为其事功主张寻找合法性依据。　自孟荀以来，“王”“霸”作为两种典型的政治模式，已逐渐获得了某种固定的含义。从外延看，王指三代圣王及其所推行的政治模式，霸指春秋五霸及其所推行的政治模式，此处并无歧义。但从内涵来看，由于人们对二者的性质和意义的理解不同，至少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界定：一是以道义为标准的界定，它凸显了王霸之间的根本对立。如孟子说：“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孟子·公孙丑上》)二是就统治的有效性而言，王与霸都是成功的政治模式，其差

4、别远小于它们与失败的政治模式之间的不同。如荀子认为：“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粹而王，驳而霸，无一焉而亡。”(《荀子·王霸篇》)按荀子的说法，“亡”乃失败的政治模式，其特征是重功利；“王”是理想的政治模式，其特征是重德义；“霸”则介乎二者之间，是德义与功利相混合的模式。不过荀子仍然把道义看成是成功的政治模式的必要条件：王与霸之间的差异，是道义的粹与驳的差异；它们与亡的不同，乃是道义的有与无的不同。然而在孟子看来，霸中那点不纯的德义，只是其以力服人的借口而已。于是，所谓的“霸”与“亡”在道义上并没有什么原则的区别了，尽管

5、前者明显地更为富强稳定。因而在道义上，王与霸是根本对立的：王以德行仁义，霸以力求功利；王所成就的是同心同德的持久的政治稳定，而霸只能实现某种表面的常常也是暂时的政治稳定。或者说，无论是手段还是目的，无论是动机还是效果，二者都有某种原则性的不同。　可以说，儒家内部本来就存在两种界定王霸的尺度，只是道义标准一直占有主流话语权，而非主流的有效性标准只在现实操作层面获得某种默许。朱熹与陈亮的论辩，正是这两种倾向矛盾碰撞的继续和展开。这里，由于霸的外延扩大到汉唐乃至宋朝的开国之君，他们的争论已不再是书斋里的闲话，而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朱

6、熹坚持孟子的立场，强调王与霸的不同在于德与力、义与利的全面对立。而陈亮则更接近荀子，在他看来，世儒关于霸者假借仁义以文饰其暴力和利欲的指责是不能成立的，因为王道不能无赏罚，而霸术的合法性恰恰出自王道的赏罚之公。他从人的自然本性必受天命的节制出发，认定君长的赏罚便是天命节制的普遍形式，为一切政治模式所共有，此乃君权的天然合理性之所在，也是儒家典礼制度得以确立的基础。关键是，失败的政治模式以一己喜怒之私运用君权，导致“善恶易位而人失其性”，使赏罚丧失了其天命节制的正当性；而成功的政治模式以天下欲恶之公运用君权，“使为善者得其所同欲”而

7、“为恶者受其所同恶”，真正体现了天命节制的本意。前者是“亡国之赏罚”，后者是“王者之赏罚”。赏与罚并不仅仅是负面的“以利诱之”和“以威惧之”，它们同时也是通向正面价值的桥梁，是实现天下之同欲和杜绝天下之同恶的必要条件。霸术注重暴力强制和利益驱动本身并没有错，因为离开了暴力和利益，就根本没有赏罚，没有政治。霸术不仅不是王道的对立面，反而是王道具有可操作性的合理手段。那些离力而言德、黜利而崇义的奢谈，无异于要在赏罚之外寻找君道，要在不食人间烟火的梦幻里寻找王道，只能是一些根本不懂政治为何物的“迂腐之论”。(《陈亮集》卷四，《问答下》)

8、　总观陈亮的言论，他与主流王霸理论的对立是相当彻底的。第一，陈亮反对以“德”与“力”的对立来区分王霸，强调王并非离力而纯任德化，霸之任力乃本于王。他以为，离开力，便无所谓政治，无论王霸都不能例外。故三王为了除暴平叛，也不惜动用武力：“禹启始以天下